大笼屉，鼓风机轰轰响着。三十来岁的汉子见到他们，咧开嘴一笑，点点头，又继续添煤。
没走的村干部说：“他叫李二旦，前几年在部队当兵是做饭的，后来复员了，知青来了让他给你们做饭，估计你们吃的惯。”
王大力他们又去另外几家知青住处情况都差不多，但是一打听，大部分都是住在中农，富农家，按老乡的话说：这些人房子多，听话。
中午时间到了，王大力和其他的知青都聚到王大力他们住的院子里，这里是伙房，他们都到这里来吃饭。
可是进到屋里那个伙夫李二旦正在一个大的像床板的案板上切菜，菜无非就是两种，一个事洗了半筐的土豆，一个事堆了一筐的洋白菜。他拿起土豆，咣咣咣咣，就把一个土豆切成三四块，然后又拿起一个土豆，咣咣咣咣，又是三四刀，案板上堆了一堆土豆块，切洋白菜，还带节奏，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不紧不慢的，好像在弹奏音乐。
知青们一个个在门口往里看他干活，后来越聚越多，门口几乎挤的满满的了。这位汉子仍然熟视无睹不紧不慢地切着菜。
又过了半个小时，有表的知青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半了，菜不但没炒，切还没切完呢。高个子的单丁一和急性子的许加添终于忍不住了，走进屋子，拍了拍李二旦的肩膀：“哥们，该炒菜了吧，都几点了？”
“几点了，刚餉午啊，离吃饭早呢？”李二旦侧过头看了他们一眼，又继续切他的菜。
“算了算了，咱们先回去等等。”不知谁说了一句。男生一大半挤进了王大力他们住的屋子，女生陆续出了院子，到一百米外三队女生的住宿处去了。
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无非是刚到村子里的一些见闻。
半小时后，知青们的肚子大部分咕咕响了，早上在县里，他们只吃了半个馒头，一碗粥，几十里的汽车，一碗粥被颠的变成尿撒出去了，半个馒头也早消化完了。他们便又走进伙房。
伙房里，李二旦正在一个木墩子上抽烟，菜切好了放在案板和筐里，他一边抽烟，一边微闭着眼睛，似睡不睡的。
“老兄。”单丁一推了李二旦一把，“你怎么还不炒菜啊，都几点了？”
“这老早吃饭，你不怕半夜饿？”李二旦一歪头，好像奇怪似地瞅了瞅单丁一和屋里的知青们。
“哎呀，我们饿了，你赶快炒菜吧！”许加添又加了一句。
“你们真让我炒？”
“对！”知青们一致说道。
“好，那我炒。”李二旦把烟扔到地上，踩灭。把锅里的水舀干，倒上油，噼里啪啦地就炒开菜了。二十来分钟，菜就炒熟了。
知青们吃的香啊，虽然没有肉，比在县城里那几顿饭吃的香。
下午，到晚饭时间了，伙房的门锁着，李二旦没来，伙房没有热气，也没炊烟。
知青们男的女的一拨拨来，一拨拨走，又一拨拨来，又一拨拨走，直到天黑，伙房仍然锁着。
单丁一忍不住了，跑到大队向村干部问：“怎么不做饭了？”
答：“做了。”
“哪做了？”
“餉午。”
“那是午饭啊？”
“咱这冬天一天就是两顿饭，早饭你们在县里吃了。后餉饭，你们非要早吃，吃完了，下一顿，明天早上九点再吃。”单丁一把话传给同学。同学们男的女的都哑然了，好在，刚从北京出来，包包里还有些吃的，各自回家填填肚子吧。
月色朦胧，一小格一小格的窗纸发出淡淡怕光，只有窗户中间一吃多见方的玻璃，恍恍惚惚地能看到院里已经落叶的一棵杏树的枝条，及枝条上挂着的残缺的雪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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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菊已经睡了一觉了，热热的炕刚躺下很舒服，再加上几天的劳累及兴奋，所以，一躺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半夜，左小菊感到后背发凉，不禁从睡梦中醒来，一摸抗已经凉了，她看看身边，睡着的妹妹和两个同学，瞧瞧黑洞洞的屋，望望窗外冰凉的夜，一股凄凉的感觉袭遍全身，他的身子不禁抖了一下，憋了几天的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流了下来。
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很少流泪，在她记事以后，她几乎没有当着外人流过泪。这次，上山下乡，多少同学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都流泪了，她却没有，和妹妹及同学聊着，笑着，仿佛插队不是什么苦事情，而是一件高兴的事。
左小菊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革命军人，是北京的大学生，为了抗日，千里昭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了，解放后，父亲在大学工作，当副校长，母亲在中学工作，当校长。
左小菊和妹妹几乎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上的好学校。文革前，由于自己学习好，被保送苏联留学，学校的光荣榜上已经出了告示。就等着九月一开学，奔赴苏联了，她做了几次梦，都梦的是去苏联留学的事，宿舍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教室怎么样，每个梦里都是阳光灿烂，树绿，花红一片春天。
可是六月一天，她的梦被打碎了。她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像要塌下来一样，老师正在给她们这班高三的同学进行高考前的辅导，黑板里侧墙上的小喇叭突然响了，只听一个声音喊道：打倒咱们中学的走资派，打倒咱们学校的资产阶级带头人，她就是咱们中学的校长，她不光是走资派，还是个叛徒。左小菊一听，怎么感觉到名字那么熟啊，猛然间，她反应过来，那是母亲的名字，不自觉地，她站了起来，当她感觉到同学们的目光都投向她时，她急忙坐下。
她感到一瓢凉水当头泼下，继而又是一盆凉水，一桶凉水，一缸凉水都当头泼下了，浇的她手脚冰凉，身子发抖，心空旷。
她一下糊涂了，不知这些都是因为为什么，母亲是多好的人啊，除了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呵护外，她更爱国家，爱党，爱学校，爱师生，每天工作到十一二点的母亲，时常教育儿女要爱党，没有私心，为革命一切都准备献出的母亲，怎么成了叛徒走资派呢。她不理解，也想不下去。
这时，她听到校操场有喧闹声。
她听到了震耳的呼喊声：打倒黑帮！打到走资派。她看到了，在操场上，很多人围住一个被按得低着头，弯成九十度腰，戴着过去地主被斗时报纸糊的高高的帽子的人。从身影，她感觉到那时自己的母亲，她的心颤抖起来，她怕母亲受到什么伤害，虽然她也害怕，但还是坚强地走上前去，拨开人群，张开双手护住母亲，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人群一下静了下来，但只有片刻，就有一个声音说道，这是她女儿，连她一起斗！
片刻，左小菊感到人们向他拥来，伸出许多手，有的抓她的胳膊，有的按她的头，她想反抗，但此时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弱得很，胳膊被人抓得几乎不能动弹，头也被人按下，有人撕扯她的头发，她感到头皮一块块地疼，脖子被按下的刹那间，骨头似乎还发出一下咔嚓的响声。
此时，她没有流泪，她侧目看了一眼母亲，看到母亲低垂的脸上留下几滴晶莹的泪。
左小菊此时倒有一种大义凌然的想法，她想到了话剧江姐上刑戴着锁链，昂首微笑，想到了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锉刀，勇敢地走向前去，毫不畏惧，于是她努力想挺直身子昂起头，使了几下劲，但终于没有直起腰。
第五章 下李村（3）
左小菊就这样陪着母亲挨了斗，又被关了三天，才从中学后勤一间放扫帚的库房里放出来，刚放出来一天，父亲又被学校造反派抓走，关了起来。｛p）
这次，她没有再挺身上前，因为她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奶奶，父母都被抓走，她要照料这个家，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妹妹那年正上高一，比她小两岁，可是妹妹胆子小，母亲被斗时，她吓得钻进屋里的床下，知道把母亲抓走了，人散了，她才颤颤地从床下爬出来，父亲被抓，她又钻到床下，人都走了，左小菊劝了几次，才把她从床下拉出来。身上抖的像筛糠，嘴角直流口水，眼光乱躲，不敢看人，好像得了神经病。
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左小菊的母亲一被抓走，她便不怎么说话了，父亲再被抓走，她更不爱说话了，整天坐在那把旧藤椅上闭目沉思，几乎不吃不喝。奶奶本来就有咳嗽的毛病，家里发生变故后，奶奶的病情加重，她咳嗽的更厉害了。
左小菊伺候便没有再上学校，几个月后，奶奶终于病垂不能治愈，撒手人寰了。寒冷的初冬，奶奶病逝，因为是黑帮家属，学校的车不管送，火葬场的车不管拉，左小菊和妹妹是借了一辆三轮车，把奶奶放到三轮车上，用被子盖住，一步一步推着去的火葬场，二十多里路，她们是一步步眼里滴着泪，心里流着血把奶奶送到火葬场的。
之后，别人串连，她只和要好的同学及妹妹去了一趟上海，再往后，她几乎就没上什么学校。她的任务是给妹妹做饭，隔几天看望一下被关在学校的父亲。母亲已经被别人管道别处去了，她打听不到具体地方，只能在心里按按祝福母亲早日脱离苦海。
插队的消息传来，他和妹妹第一时间都表示要去，要离开北京，离开这个折磨人的环境。
左小菊望着屋里的顶棚，低低的，似乎压的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时，她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到自己的窗下，脚步声停住了，她很自然地向窗户中央的玻璃上望去，只见原来能模糊看到院外朦胧夜色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压扁的脸，有一双露着眼白的眼睛正向屋里窥视。
左小菊本能地心里产生了害怕，心慌手颤了一下，可是又一想，没听到远门有响动，她清楚地记得，傍晚时分，房东张宝海把院门的插销插上的。
那么，是谁呢？她正想着，突然感到被窝里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攥住自己的手。
她攥住这只手，知道这只手是一只女孩的手，绵软，细嫩。
她向自己身旁一望，原来躺在自己身旁的何水花也没睡着，一边拉着左小菊的手，一边把头挨到左小菊的耳边低声说：“外面有人”
“嗯，知道。”左小菊应了一声，低声道：“别出声到底是什么人？”
两人密切地注视着窗外，左小菊感觉到何水花呯呯的心跳，而何水花也听到左小菊急速的心跳声。
大约过了五分钟，窗户上的那张脸离开了，轻微的脚步声响起，随后听到隔壁房东的屋门，吱吱轻轻的关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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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菊和何水花在黑暗中对视了一下，两人长长出了口气。
何水花说：“明天跟大队说，这人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害咱们呀？”
左小菊想了想说：“咱们先别吱声，先看看到底是谁，要干什么，有没有什么恶意，等咱们把这些摸清了之后再咱们刚来这，又住在人家，刚来就和人闹僵不好。”
“那和她们俩说吗？”何水花指同屋睡的正香的左小莲和董秀芳说。
“先不和她们说，咱先把这事压下。”
第二天早上，左小菊她们四个女生起床了，她们从院里的水井里打上水洗漱后，把门锁上，便和住在正屋的房东说一下要去队部开会的话。
走进正房，偌大的正屋里李宝海整合母亲吃饭，灶台上一口大锅熬着小米粥，灶台边放着一个笼屉，里面有几块蒸的黄黄的切开的红薯。房东李宝海见她们进来，黑红的脸上绽出笑容，慌忙放下饭碗，说：“坐，坐，你们吃饭了不？”
“我们正要去吃呢。”左小菊答道。
“尝尝红薯。”老奶奶和李宝海忙不迭声地让着。左小菊拿了一块吃，边吃边说：“好甜，好甜。”
这时间左小菊的眼光和李宝海眼光碰上了，左小菊感到，李宝海的眼光马上躲开了，黑红的脸好像更红了。
去知青伙房吃过饭，知青们便到大队部开会。
开会的内容是明年开春前，知青们统一由大队派活，这个活呢，就是破四旧，去挖村里的坟，一来破四旧，二来把坟里砖拱的砖弄出来，搞大队建设，三来把坟头平了，能多出点地，这个事情从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村革委会主任李目就提出来。
当时他还是村里的团书记，提了两三年，都行不通，开始是方案行不通，后来方案大队部通过了，又没人挖，因为这个村，百分九十都姓李，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不是爷爷就是叔伯，亲不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挖哪个坟，都是挖自己的祖宗啊。谁愿意呢，大形势下，人们不得不默默接受挖坟的决议，可是谁又愿意亲手挖自己祖先的坟呢。
人们的沉默，便是反抗，革委会主任李目知道，但是他更知道，自己要在村里树立威信，就必须干一件别人不敢干的大事，而这件大事，他选择来选择去，就是挖坟。挖坟不光能在村里树立威信，在公社，在县上一定也会扬名，那时的他当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平平淡淡了。
他也姓李，也是李姓子孙，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自己父亲时，父亲骂他缺德，是不肖子孙，他反驳道，缺德，缺的是封资修的德，不孝，是不孝封资修，旧社会，无家无地的穷人哪有坟啊，所以必须挖，因为，解放前，他父亲抽大烟，把家里的十亩地都卖光了，当然，连坟地也卖了，所以他家就没有坟，挖坟跟他有什么关系。祖宗的坟那都是几代以上的了，让老祖宗给自己贡献点吧。
几年来，他挖坟的计划一直受阻，知青一来他马上就联想到挖坟的事，一则知青是外乡人，而来知青都是首都的红卫兵造反派，挖个坟，不算什么。
他把挖坟的决定向知青们宣布后，知青都很赞同。革委会主任李目心里很高兴，叫上队会计李三苟，通讯员李艮虎。叫离散苟从大队帐上支上几块钱，叫李艮虎到公社买几筒肉罐头，打上二斤酒小喝一顿。
挖坟现场就在村西的地里，离村庄一里多地，一个个坟头隆起，有的坟前有石碑，有的没有石碑。
这片坟地有两个高大的石碑，有两个米多高。东边的那个石碑底下还趴着个王八。北京的土话就是王八伏石碑，石碑上刻着好多字，同去的老乡说：这是他们李姓第一代祖宗的石碑。是明朝洪武年间立的，经过几百年，祖宗一人来这建村，现在后代李姓已经千人了，不容易啊。
石碑的后面有一个洞，这个坟在抗日的时候，被日本人挖过，说是要取里面的宝，村里人和日本人抗争，搭了几条人命，坟还是被挖了，里面早已空空如也了。
知青们感到好奇，男生便纷纷跳到下边去观赏了。
坟底下是三间屋子，屋子都是二尺见方的大石头砌起的，顶子也是拱形的石条砌起的，平平滑滑，严丝合缝，每间屋子大约十来平米，中间一间稍微大些，三间屋子相连，屋与屋隔断的地方也有一堵石墙，留有门洞，但没门。物理没有棺材，几乎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知青们下去看了看，索然无味，也就很快上来了。
另一座有石碑的坟，和这座差不多，只不过比这座还大一点，里面也是三间屋，屋里的一面石墙上雕着一些石人，石马，坟地被挖了一个洞，据说是日本人给炸开的，里面也没棺材，也是空无一物。
要挖的坟是那些一米多高已被砸倒或砸断石碑下面的坟。
大队革委会主任李目走到一座坟前，用脚踩了踩半人高坟头底下的土，发出号令说：“就从这里开始挖！”
贫协主任李声响是一个二十岁的汉子，一米七几，穿着件羊毛翻在外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