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回家在梓木洞种田。骆秉章再次任湖南巡抚，聘左宗棠为师爷，左宗棠不大看得起骆秉章，一口回绝后躲了起来。骆秉章干脆捏造罪名抓了左宗棠的女婿，陶澍的公子，引左宗棠出来打官司。“烈女怕缠夫”，骆秉章如此流氓，左宗棠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半推半就地从了骆秉章，谁料以后竟拳脚大张，一逞平生之志。
骆秉章是同光中兴名臣之一，《清史稿》以为骆秉章功业可方汉相诸葛亮、唐将韦皋。其实骆秉章本人才干不过中人以上，远不及同时的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等人。骆秉章的长处是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又具容人雅量，史称其“休休有容，取人为善”。骆秉章自知才具远不及左宗棠，索性放手左宗棠大干，自己拱手画诺而已。湖南人嘲弄骆秉章不管事，四处传播其对左宗棠常用的口头禅：“公可亦可，公否亦否”。徐宗■在笔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左文襄公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当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章，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令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归庐谭往录》）。
徐宗■记载的目的大概是颂扬左宗棠，奚落骆秉章，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气度恢弘、惜才爱才的骆秉章。左宗棠脾气怪异，恃才傲物，极难与人相处，也只有骆秉章这样的奇人，方能成就左宗棠。
薛福成也有段记载：
“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贼，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两公相亚，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过幕府，左公与幕宾三人慷慨论事，证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取折稿来一阅’。”
骆秉章不管事，师爷左宗棠倒成了实打实的湖南巡抚了。后人把骆秉章在湖南的功绩都算在左宗棠的头上，以至于编左宗棠的文集，竟把骆秉章的奏折全部收录进去，因为骆秉章抚湖南期间，所有的奏折都是左宗棠写的。左宗棠自募一军出省打仗后，骆秉章又聘刘蓉为师爷，刘蓉最后也成一代名臣，骆秉章用人眼光，非同寻常。骆秉章后总督四川，政务依然井井有条，甚至靠几万杂牌兵抓住了石达开。故朱孔彰说：“天下不多左公之才，而多骆公之能用人也。”
骆秉章又好周济贫困士人，曾有廉吏罢官后无法度日，骆秉章为其张罗得白银数百两，众人都不知钱从何来，最后才知乃从骆秉章薪俸中支取。骆秉章死在四川总督任上，室中只一布帐，存银不过百两而已。蜀人罢市戴孝，处处为其立祠，哀思比于诸葛，以至于有人书“如丧考妣”四字榜于门首。有官员嫌蜀人祭奠的规格超过体制，下令禁止，百姓聚集于衙门呼喊：“公等他日为川督而死，民不必尔”。左宗棠与幕僚谈及此事，说骆秉章才不逾中人，居然如此得民心，十分不解。后左宗棠又问，我与骆秉章相比如何，幕僚中有大胆地说，“公自不及文忠（骆秉章）”。左宗棠追问缘故，回答说：“当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趋庭随笔》），左宗棠闻言愕然。左宗棠遇到骆秉章，犹如武侯遇刘备，是曾国藩那句“不信书，靠运气”最好的注脚。
补遗 “今亮”和“今备”（3）
左宗棠虽才华过人，但骄狂过甚，时人多有讥讽。左宗棠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军略虽古之“卫霍不足侔也”，岳飞等人更非其比，只服诸葛亮一人。每自比诸葛亮，晚年更狂妄地宣称“今亮或胜古亮”。左宗棠曾当中斥责其子才华不及诸葛瞻，引得郭嵩焘等人嘲笑。左宗棠督陕甘，藩司林寿图盛赞左宗棠妙算如神，左宗棠毫不客气，拍案自夸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继而又痛骂当世自称诸葛亮的人太多，连洪大全这个草寇都自称诸葛。林寿图也拍案而起：“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宗棠自此深恨林寿图。
左宗棠在甘肃时，一日只盛夏，解衣卧于便榻，以手自抚肚子，问侍卫知不知道这般大肚子中所藏何物，回答说装的都是燕窝鱼翅。左宗棠大笑说：“汝不知此中，皆绝大经纶耶！”侍卫故意回答说：“何等金轮，能吞诸腹中，况又为绝大者”，闻者无不大快于胸。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于当世人物，无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均不入其法眼，却十分佩服曾国荃。大概由于曾国荃行事无拘无束，较少政客作风，与左宗棠脾性相近。左宗棠曾问曾国荃：“九哥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回答：“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听完大笑，说“吾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汪康年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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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洪大全自述
我是湖南衡州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进取。我心中愤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惟佩服诸葛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泉、冯云山认识。洪秀泉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会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同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泉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借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绕来广西会洪秀泉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价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叫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琨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纲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没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泉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借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切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借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谷战，是他最勇敢。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两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人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苏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的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至我本姓，实不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都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意的是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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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略评议（1）
太平军在湖南，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洪秀全欲取河南为都，杨秀清欲取南京为都，双方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后来因太平军在岳阳等地获得大量船队，组建庞大水师，取南京似比河南更易，杨秀清的意见才占了上风。当代的论史者，多不以杨秀清的决策为然，认为都中原河南地远胜南京。笔者曾仔细采集其论据，说来十分可笑，反对定都南京的论据无非三点：南京为中原偏安之都，难成大器；江南繁华，容易让太平天国上层腐败；江南民风柔弱，不如北地苦寒之地的汉子适合当兵。
仔细的考究，这三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归入毛主席所说唯心主义史观一类。争夺天下，取胜的关键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首都的风水，似乎并不重要，历史上也没有因风水而得天下的政权，周王室都镐京，汉、唐都长安，宋都开封，清都燕京，各有数百年天下，可见首都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某处风水宝地。即使以风水而论，南京向来为古代风水专家看好，虎踞龙盘的评价，就来源于风水先生的老祖宗诸葛孔明，只是近代才有人用历史归纳法归纳出南京不适合做首都的结论，由此可见，说南京不适合建都，只是事后诸葛，如明室不迁都，或太平天国竟然功成，风水先生们势必又要大吹南京风水好了。
太平天国在南京迅速腐化，丧失进取心，于是论者纷纷抨击江南金迷纸醉的生活，这也是很不客观的。堕落腐化，多取决于领导者的主观和意志，与客观环境无关。皇帝的权力极大，如果愿意腐化，足以把塞北变成江南，李自成的部队就是在北方腐化堕落的，清王朝的剽悍之风，也被燕地风沙锈蚀。可见洪秀全等人的腐化，实与定都江南无关。
江南土著不适合当兵的论据，近乎瞎扯，属于典型的地域歧视。江南人天性温良，不好与人争斗，只能说明其文雅，并不能证明其懦弱。湘军的精神祖师戚继光的部队，招自浙江义乌，精锐为明军之冠，清军八旗入关，北方明军纷纷瓦解，皆莫能当，倒是江南一小小典史阎应元率民众杀敌数万，战果超过整个北方；日寇侵我神州，也以上海、浙江等地抵抗最为激烈，一向因柔弱遭到全国人民鄙视的上海，竟然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松沪会战，上海军民的奋勇顽强，让许多北方城市汗颜。士兵的战斗力，在于将领调教是否得当，与当地黑社会成员数量的多寡实无必然联系。
关于地域歧视，似乎还可以多说几句，地域歧视非但在今日中国盛行，在古代也很有市场，曾国藩的幕府就经常爆发地域之争，甚至因地域歧视相互攻讦，闹出安徽人李鸿章把湖南人彭玉麟一顿乱揍的笑话。顾亭林写过一本《天下郡国利弊书》，是地域歧视理论的集大成者，顾亭林被清军追杀，走过不少地方，自以为尽得天下得失，于是撰写这部地域歧视的著作，详细论述何处人可充步兵，何处人可充骑兵，何处人不堪大用之类的鬼话。《天下郡国利弊书》有顾氏遍访全国获得的不少真知灼见，却很少有人关注，人们偏偏重视其中此类地域歧视的毒草。笔者实在看不出地域对于军略的影响：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独步天下，天下大员，湘省其半，似可证明湖南人才特别出众；但李鸿章主政北洋，国务尽托淮系老乡，北洋人才之盛，不下湘系把持的南洋；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高级要员，均出袁氏小站练兵旧部，人才也不输湘、淮两系。放到更远的历史上去，刘项班底，均是楚人，刘秀又以南阳士人起家，唐文皇用垄右班底，朱洪武用淮西土著，以上帝王，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足见中华地域之广阔，文化之博大，英才之辈出，用一省之才，统一省之兵，足以霸天下，无分南北地域，只要善于调教应用，均是霸业之资。某一时段，某省人才特别出众，乃该省出一超世之杰，如刘邦、朱元璋、曾国藩等，将同乡提携而已，不足证明该省为全国英华所聚。
太平天国自南方兴起，军队领导均系南人，在南方推行统治，自然比在北方容易。太平军以步兵、水师为主，控制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比控制北方的把握要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上层领袖对战争形式的理解已经相对前代军人有了重要的突破，太平军领袖相当注重水师与步兵的配合，用兵常强调靠水扎营，以水师配合陆战步兵，维持补给、补充兵力、运输部队，水师的使用使陆上用兵显得更加机动灵活。有强大的水师不取江南，远涉北方与骑兵争雄，是为不智之举。河南地势贫瘠，河流甚少，太平军都河南，如遭到清军步骑围攻，粮食缺乏，又无河网可供水师运兵载粮，来回机动，很容易被困死而陷入绝地。以棋为喻，南京是活棋，河南则是死棋。
南京战略评议（2）
汉唐时取天下者必先据中原，因为中原是当时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拥有中原就拥有庞大的实力。太平天国时代，南北形势已经逆转，南方人口、经济、粮产、人才都倍于北方，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论已经失效。洪杨若据金陵，割据南方，与清廷隔江对峙，名义上天下各半，但财赋地、产粮地均在洪杨之手，时间一长，南方实力将数倍于北方，此时再大张挞伐，清廷必不能幸存。至于有的评论者所谓北方有骑兵优势的说法，不堪一驳，清军南下剿杀太平军的马队也颇为不少，如胜保的马队十营，被陈玉成的步兵打得落荒而逃，称雄北方的捻军马队，也被南方来的湘淮军小个子步兵镇压，在火药、碉堡、水师大行其道的年代，铁木真们的辉煌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平军不但不应定都南京，也不应定都河南，而是要直取北京，方见大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