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干扰破坏军队所造成的影响和流毒，开创军队工作的新局面，叶剑英以大量精力，领导全军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1977年3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了十个“应该不应该”，强调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我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还亲自抓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对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逐个了解情况，逐个进行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那些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又有领导能力的老同志以及那些经过斗争实践考验且年富力强的同志安排到领导班子中来。同时，对军、师、团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我军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军队沿着无产阶级建军的轨道前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12）
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加强军队建设和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华国锋为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建设要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教育训练、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十项任务。
1978年5月，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回顾总结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思想。
1980年他指示总参在北京兴办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问题研究班。亲自到会讲话，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将出现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这次研究班，历时一个多月，对于我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叶剑英一直关注着整个发射过程的情况。当为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我国舰船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他高兴地同编队的同志们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住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积极参与外事活动，心系港澳、台湾，力争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叶剑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国务活动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运用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的外交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继续活跃在政坛上。70年代，叶剑英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外交路线，接待了一大批来访的外国党政领导人和军事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会谈。向他们介绍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虚心听取对方的经验和意见，从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参与制定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
他先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港、澳、台各地区的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对于发展我国同其他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也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港、澳、台等地友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尊敬与信赖。
他对台湾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热爱祖国，热爱台湾。这位梅州学子，在中学读书时，就非常喜爱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词，熟读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茫茫天水气相吞，大海中浮独岛尊”，“铁马金戈成底事”，“十年忧国鬓霜添”……对丘逢甲的这些诗句习诵如流。丘逢甲出生台湾漳化，是光绪年间进士，曾督办团练抵抗日本，发誓收复台湾岛。叶剑英十分敬仰爱慕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后来，他离开家乡，漂泊南洋，接触台胞和海外侨胞，了解台湾的地理民情，萌发了早日收复台湾、统一中华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无论在主政南粤还是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都十分关心台湾的解放和回归，参与制定对台政策，利用各种时机与熟悉的台胞交往，进行港、澳、台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粉碎“四人帮”后（13）
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肆虐，无法无天，大陆上与港、澳、台和海外侨胞有关的亲朋遭受迫害，叶剑英竭其所能，为保护其国内眷属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他提出了对所谓有“海外关系”的子女上山下乡应予照顾的建议；妥善安置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国内眷属的工作和生活，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严厉谴责某些歧视迫害的错误，他说：对“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台湾同胞和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感情。国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还有人把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发展“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工作。
1973年，叶剑英在接见全国各地台籍党员代表协商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台籍代表时，亲切地说，现在借口“文化大革命”，用海外关系来整台湾人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不是国外，是国内，所以用海外关系就不通。更重要的是海外关系也好，台湾关系也好，有好的一面，有关系才能去做工作。你们有台湾关系，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今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全体台籍党员代表听了这些话都非常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啊！当时叶剑英提议，选举后开座谈会，请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并且要求各单位去听取意见，并提出解决办法。其后，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叶剑英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我们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最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坚定地主张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对台湾问题，从动用武力解放到实行和平统一方式解决，这是个战略策略上的大转变。
实行这个转变的动因在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有两次合作的历史，每一次合作都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相反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则使中国遭到巨大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第三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并不乏这样和平解决争端的先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张学良就同意采取东北军“易帜”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暂时撤军入关，归属国民党军队建制，由蒋统一领导，再图共同抗日大计。叶剑英曾列举这一史实说，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妨采取类似当年东北军“易帜”的办法，敦促国民党台湾当局“易帜”，回归祖国、和平统一，保留其自治权等相对独立性。
从现实看，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1974年4月，邓小平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稳定，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主要是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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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4）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和平统一台湾越来越有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具体日程上来。
1978年12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共同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是很必要的。告台湾###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 000多字的《告台湾###》，词真情挚，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
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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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5）
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国民党###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辞职，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国访问，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