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个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找党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哪。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3）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血腥的屠刀，疯狂进行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白色恐怖的风暴。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叶剑英则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多少火与血的洗礼的考验啊！
搭救叶、贺脱险，策应南昌起义成功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炽热地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也随张发奎的四军南下，进驻九江。
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新旧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都驻在这里。
叶剑英在九江，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随时将获得的军事情报透露给他们，报告党组织。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与张发奎等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军情火急。叶剑英密下庐山，连夜赶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这一天，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群群沙鸥在碧蓝的天空中盘旋。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在湖面上漂荡着。几个“游客”坐在其中，摆出了逍遥自在、游湖赏景的姿态。
叶剑英小声地将他在山上听到敌人密令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我们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们不能上当。”
。。。。。。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也劝他们不能上山，说上了山就等于湖里的鱼落了网，并表示山上的事，由他来周旋。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大家商定：贺、叶不上庐山；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不能照办；部队迅速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大部队随后跟进。
“小划子”会议结束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等。他们三人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蒋介石叛变革命（4）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力阻不追起义军 亲率教导团南下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义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对革命何益？”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一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公开表示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出现一种奇妙的“追而又舍”的局面。其实，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当时革命武装中有一支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一百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以及一个女生队。军校女生大队三百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有三十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中国国民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南昌起义后的8月4日，教导团师生乘船队抵达九江。此时，团长谢婴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
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
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
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驻，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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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5）
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
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决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琪翔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五发子弹。
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
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
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学员心情沉重，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革命失去信心。叶剑英又向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起义军开始总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鼓励大家继续南下。
在教导团千里行军中，叶剑英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抓思想，又抓训练，把行军路变成了大课堂，为党精心培育这支武装力量。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不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 要到“敌人心脏里暴动”
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
那是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
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开会发生了一场争论。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予、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作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
蒋介石叛变革命（6）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