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红军继续前进。1935年1月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随部队进入遵义城。接着，1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舍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一股敌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深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发现情况，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事后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了！”
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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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8）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一、三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就在会议紧张进行时，敌机突然袭来。出席会议人员没有做防空准备，一时忙乱起来。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领导人，他眼疾手快，拉着毛泽东的手，急忙跑出屋子，向山沟里奔去，看到山脚下有块密密的茅草地，两人便隐蔽起来，直到敌机飞走后，才回到原地继续开会。
叶剑英在长征中危急时刻两次救护中央领袖的故事，一时流传开来。
艰苦卓绝，爬雪山过草地勇当开路先锋
遵义会议后，叶剑英在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制定三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乘夜经潭厂、两路口攻占仁怀、大村等地，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
部队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已是夜晚，准备宿营。收报员突然送来先头部队的电报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不顾自己带伤走路，周身酸痛，连夜召集李天佑、孙毅等司令部的几位科长碰头，商讨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去赶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经过研究，由孙毅带工兵连，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奋战一夜，完成了架桥任务。
彭德怀、###和叶剑英率领三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西北地区，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粮草不济，空气稀薄，真可谓“饥寒交迫”。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准备些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时咀嚼压寒。他规定翻雪山时，一要缓行，二要少说话，三要坚持站立，不能坐下来休息。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一忽儿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花袭来，痛似刀割。大家用手捂着脸，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稍不小心，掉进雪崖下，就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叶剑英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但他仍然左扶右挽，同战士们一起前进。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烤火，走近一看，都已冻僵牺牲了。他和同志们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同这些战友诀别。
爬过雪山，部队断粮，只好靠野菜充饥。有时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走出困境，叶剑英率三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但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藏匿起来，不肯卖粮给红军。他###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他带头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要大家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同胞。有的藏民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告诫部队，绝对不准还击，不准开枪！由于部队较好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更可贵的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在与“左”倾错误斗争中，叶剑英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非常关心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有事爱同叶商量。那时没有图书馆，都是个人带几本书在身边，叶剑英在战争环境里一直带着不少书籍。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等需引证典故，叶剑英知道了，主动向毛泽东提供书籍和资料，解决燃眉之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9）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于1936年6月中旬，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十万人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大家欢欣鼓舞，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
更令人鼓舞的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这时党内又出现了一股逆流。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众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分歧日益明显。为了求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新的战略方针；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的主要危险。”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回到理县后，立即变了卦，他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其追随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张国焘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的毛儿盖前进。
在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态度相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其用意何在？了解内情的耿飚曾一语道破：“张国焘这样做，一个卑鄙的目的，就是企图削弱中央的领导力量。”
为了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党中央7月下旬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即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作了恳切谈话，随后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吕继熙（吕黎平）、陈茂生等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眼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叶剑英重任在肩，一路走一路想着，根据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谆谆告诫战友们到四方面军那里要记住两条：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最大的一个村寨。他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住下后，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红军在这一地区停滞不前，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战机，而敌军在这一个多月内，却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党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右路军行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0）
然而，张国焘却压制左路军迟迟不动，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向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中共中央不得已，于8月4日至6日再次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组织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沙窝会议之后，叶剑英召开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并要求作战科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当时，叶剑英忙得不可开交。他白天组织部队到处征粮，收购青稞，晚间还要同大家一起炒麦磨面，准备干粮，保证行军北上万无一失。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首先要找到可靠的向导。到哪里去找呢？叶剑英找了几个，都不合适。后来特地到三十军，请程世才军长帮忙，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三十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自告奋勇当“开路先锋”。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楞的行军路线，并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叶剑英于8月18日带着向导老李，率领三十军二###、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浓雾弥漫，气候多变。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还有敌兵不断袭扰，面临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叶剑英和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地，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陷下去越陷越深，以致没顶。这是多么险恶的境况啊！
叶剑英负伤未愈，抱病带领部队行军，指挥作战，还要给部队讲授打骑兵的要领，要付出比战士更多的艰辛。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部队在草地走了几天几夜，带的干粮都吃完了。他就同大家一起啃树皮，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永远起不来了。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部队经过日夜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这个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在班佑，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打退了敌骑兵的袭击，并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行军战斗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过草地开路先锋的任务。
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根据先遣部队侦察到的情报，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定了以第三十军全部和第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我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
关键时刻，“偷”送张国焘“密电”，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经班佑、巴西，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