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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利休，利休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丰臣氏家臣团中这两个派别， 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胜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逐渐膨胀，最终变成了俗谓的文治、武断两大派别。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和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经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彻底地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没等矛盾彻底解决，秀吉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个烂摊子。侵朝战争的时候，大量武断派将领在朝鲜半岛上饿着肚子浴血奋战，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护屋两头跑，为了筹措军粮搞得焦头烂额，日子也不好过。人从来都只会看到自己的难处，很少顾及他人，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断派认为自己被文官们出卖了，战争打不赢全是后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则认为武将们作战不力，让李舜臣的水军纵横驰骋，我们好不容易筹划的军粮全被半道劫走或烧尽。再加上本属文治派的小西行长欺上瞒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论功行赏时又偏袒行长，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这场好戏，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家康的阴谋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诸侯就是德川家康，家康及原出骏、远、三、甲、信的他的家臣们的封地，加起来竟有二百五十万石之多，而丰臣氏的藏入地（直辖地）才不过二百三十万而已。当然，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以及京都、伏见、堺等重要都市。这种策略本没有错，但是有些超前，全日本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然，如果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和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不过当时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不同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卷进去。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因丰臣氏家臣团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天下大乱，才好混水摸鱼。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代言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的缔结婚姻和交换人质，而身为“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却似乎是急不可耐地打破了这一禁令，在秀吉死后不久，就亲自或者指示麾下大名和伊达、福岛、加藤、蜂须贺等家族商定了婚姻关系。三成对此行为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和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各派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笼在自己手中，如果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就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城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他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整个天下。家康此时的目标仍是雄踞北陆的前田家，他找个藉口下达了讨伐令，矛头直指前田利家的继承人利长。
●《直江状》
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