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说他路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说，如果大盐果然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