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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不止于此。据利马说，那几个士兵或者至少他们的头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盖”里的“下士”，是法国侵略墨西哥的老兵。当然，我和路易斯都没有追问他这么说证据何在。但我对这个故事颇感兴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想多了解一些。后来，利马告诉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纵队，本来驻扎在索诺拉的圣特雷萨，没有再发回战报失去了联系，因此为在墨西哥东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物资集散中心指挥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圣特雷萨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劳伦特上尉、罗瓦切中尉和冈萨雷斯指挥，后者是墨西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据利马说，次日行军途中，这支小分队来到圣特雷萨附近一个叫维拉维西奥萨的小镇，但始终没有与李布雷奇的纵队取得联系。除了罗瓦切中尉和在这次行动中死掉的三个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镇上惟一的小客栈吃饭时悉数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下士”，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新兵。那几个囚犯被麻绳捆着带到维拉维西奥萨镇的军队指挥官和镇里的一群头面人物前。这个指挥官是个混血儿，同时对英诺森西奥和埃尔洛克负责。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数都光着脚丫子，他们盯着这些法国人审视了会儿，然后就躲到一个角落商量该怎么办。半个小时后，明显对立的两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把这几个法国人带到一个带顶的畜棚里，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们就来*和折磨他们。
第二部荒野侦探（10）
午夜时分，他们割了劳伦特上尉的喉咙。冈萨雷斯中尉和两个中士、七个士兵被带到大街上，几个骑着这些士兵带来的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们。
黎明时分，那个未来的“下士”和另外两个士兵设法挣脱镣铐，在墨西哥境内四处逃窜。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们，但最终只有那个未来的“下士”活了下来把这段故事说了出来。他在沙漠游历了两个星期后来到埃尔塔约。他乔装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后随巴萨伊内（或者当时指挥这帮法国兵的什么人）的部队回到法国，他们从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灭。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圣波恩附近的马德罗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不存在什么伏击，没有什么暴力事件，没有这种东西。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三岁，都留着极长的头发，比其他任何诗人的头发都长（我可以以每个人头发的长度为证），他们决不承认帕斯有任何优点，洋溢着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不喜欢就是因为不喜欢，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点。有时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们让我联想到何塞？奥古斯丁［1］何塞？奥古斯丁（Jose′ Agustín，1944—），墨西哥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为《档案视野》（De Perfil），以快速详细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三天的生活，被认为与乔伊斯的《年轻艺术家的肖像》风格类似。［1］，想到古斯塔沃？萨因斯［2］古斯塔沃？萨因斯（Gust*o Sainz，1940—），墨西哥小说家。著名作品有：《错误》（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环时光》（Obsesivos días circulares）、《铁制宫殿里的公主》（La princesa del Palacio de Hierro）。［2］，但绝没有那两位杰出小说家的横溢才华，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付我们喝的咖啡（还得我来付），言之无物，没有原创的思想。不过是两个迷茫的灵魂，两只空空荡荡的容器而已。至于我自己，我想不仅仅是慷慨（咖啡不论）了。有时我甚至建议乌里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个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应该写一篇我们一直讨论的帕斯作品的书评。如果真写得不错，我对他说，特别强调了不错这个词，我会发表的。他说好吧，他会写的，他会把文章带到我家里。我说你别带到家里了，我母亲见了你说不定会给吓着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是他们却满脸严肃地（不带一点微笑）接受了，说会通过邮件寄来。我一直还在等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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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说，你们在哪儿听说她的，小伙子们？其中一个说他们想写一篇关于尖锐主义者的文章，他们走访过吉尔曼、阿克莱斯和马普莱斯？阿尔塞，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杂志和书籍，他们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价值，甚至连不快的记忆都算不上的空名中，发现了塞萨雷亚的名字。真的吗？我问。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那个智利人说，我们读过冈萨雷斯？佩德雷诺的杂志《人类的运作》、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先锋派作品目录还有萨尔瓦多？萨拉萨尔的杂志，除了马普莱斯的目录，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书刊上出现过。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鲁维奥和阿达尔韦托？埃斯科瓦尔都在各自的访谈中提到过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词。起初我们以为她是个尖锐主义者，一个追随者，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马普莱斯？阿尔塞告诉我们，塞萨雷亚从来不曾参加过他发起的那个运动，不过马普莱斯的记忆或许有误，那个智利人补充了一句。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马普莱斯记得塞萨雷亚不是尖锐主义者，记得她是个诗人，智利人说。夸夸其谈的小伙子。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两个人还挺心有灵犀的。一阵寒战袭遍我的全身。可是在他丰富的藏书里找不出一首塞萨雷亚写的诗支持他的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一言以蔽之，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我们四处打听，我们访谈过李斯特？阿苏比德、阿克莱斯？贝拉、埃尔南德斯？米罗，结果都差不多，谁都对她有点印象，那个智利人说，可谁也没有她写的任何东西可供我们拿来研究。小伙子们，你们的研究具体是什么？接着，我举起手，趁他们回答之前又给灌了些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然后在手扶椅边坐下，我敢说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锋刃上。
第二部荒野侦探（11）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1］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智利诗人。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提出“反诗歌”主张，反对以往拉丁美洲诗歌中的陈旧观念，摒弃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语与民间诗歌的语言，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1］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