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街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宾馆，她父亲替我们付房钱。我们有一个带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屋子，我们至少还能在那里做饭，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许多。郝奇特尔的父亲已经租下这间屋子，其实它更像一个套间，早在她怀孕之前，她父亲就把它转给了我们。他大概用那间房子带女人来玩吧。他让我们用，但前提是要我们承诺结婚。我说马上可以办，我想我甚至发誓我们会结婚的。郝奇特尔没说什么，只是望着父亲的眼睛。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那么老气，常被人当成郝奇特尔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副表情却让你不寒而栗。我绝对不寒而栗了。他体态庞大，宽阔魁梧，挺有趣，因为郝奇特尔矮小瘦弱。可他父亲却长得高大黝黑（在这点上，郝奇特尔没有随他），皮肤皱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时穿一件海蓝色的，有时穿一件棕褐色的。两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么新。有时，特别是夜里，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郝奇特尔把我介绍给他时，正是我们想有求于他的时候，老人仔细瞧了瞧我后说，跟我来，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我想，现在我们正在落难之际，我能怎么样呢？我跟在他后面，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开你的嘴，他说。我张开嘴，老人瞧着我问怎么掉了三颗牙。在学校打架弄掉的，我说。我女儿认识你时就这样吗？他问。是啊，我说，她遇见我时我已经成这样了。该死的，他说，她肯定是真心爱你了。（我妻子六岁时老人就不在家里住了，她跟姐妹们每月看望爸爸一次。）他接着说：如果你抛弃了她，我会要了你的命。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连瞳孔都在脸上发皱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却并不抬高声音，就像欧罗电影中他妈的黑帮老大，说不定他可能还真是的。我当然发誓说永远不会离开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妈妈了。那场私人谈话就此结束。我们又回到郝奇特尔身边，老人把他地盘的钥匙给了我们，还许诺说我们用不着为房租担心，他会解决好的，还给了我们一大叠现金让我们先用着。
他走了后我们顿感释然，释然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头顶有了遮挡。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老人给的那笔钱仅够维持生活。我的意思是，郝奇特尔和我还有若干额外花销，父亲的补贴满足不了额外之需。对我们来说，老穿那么几件同样的旧衣服没有什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在这上头花钱，我们把钱主要花在电影、戏剧、巴士和地铁（尽管住在城里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铁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学听诗歌讲座。其实我们没有待在学校，那种正式意义上的在校，可是几乎每个讲座都付了钱，一次不落。我们对各种研讨班有点走火入魔。做几块三明治就赶过去了，觉得很开心。我们听诗歌，听评论，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评论，郝奇特尔说话的机会比我要多。我们听完课然后离开，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向巴士或者地铁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里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来觉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实在美轮美奂，大多数时候夜晚凉爽、清明，但并不寒冷，这样的夜晚就是为散步和*准备的，为谈话而准备的，我和郝奇特尔热衷的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听说过的诗人、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
第二部荒野侦探（19）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诗歌班上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卢西欧斯？思肯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个班上课，乌里塞斯是第一次来，讲座结束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听着乌里塞斯？利马说话，他也听我说话的工夫，卢西欧斯？思肯一劲儿地调戏郝奇特尔，拉斐尔不断地对我和乌里塞斯的话点头称是，说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他能够把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憧憬的和梦想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们回家后都彻夜难眠，我和郝奇特尔，我们一直聊到早上四点钟。后来我又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费里佩？穆勒、玛丽亚？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所有那伙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好得超过乌里塞斯。当然，想弄郝奇特尔上床的不止卢西欧斯一个人。潘乔和莫克特苏马也在使最大的劲儿努力呢，甚至连拉斐尔也不免俗。有时我会对郝奇特尔说，你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怀孕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放手让你安生些。可是她却笑着说她才不在乎求爱呢。那好吧，我说，随你。我不是那种动辄嫉妒的人。可是，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图罗？贝拉诺企图勾引郝奇特尔，我难过极了。我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睡觉的，可他们那种态度让我烦透了。因为我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好像对我视若无睹。似乎大家个个都这么想：这女孩不可能喜欢这个豁牙潦倒鬼的。好像牙齿跟爱有天大关系似的。可是阿图罗？贝拉诺却不同。郝奇特尔觉得有人追求很开心，然而这次却不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解闷了。我们以前没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常听人说起他，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一直无缘引荐相识。那天晚上他也来了，凌晨时分，这帮人全上了一辆空空荡荡的巴士（满载本能现实主义者），向某个聚会地或者剧院、某人的朗诵会现场开去，我忘了具体去什么场合。在巴士上，贝拉诺就坐在郝奇特尔旁边，整个行进途中他们一直在交谈，我跟乌里塞斯？利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后排不远处的座位上，我心里焦躁不安，能感觉得出郝奇特尔的脸庞变得有些异样，感觉她这次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她开心的是贝拉诺挨她坐着，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过，特别是其他所有尝试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事情的进展，像我一样，同时又谈天说地，注视着已经有些荒凉的大街和焚化炉般紧紧关闭的车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然而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尔和阿图罗座位上的动静。有那么一瞬间，气氛变得如此令人难受，如坐针毡，我心想，这些恶心鬼们一定知道什么我不知情的事儿，这里在发生着离奇的事儿，这混账巴士像个鬼魂似的绕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没有一个人上车也很不正常，我无缘无故地开始出现幻觉也很不正常。可是我像平常一样强忍着克制住，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后来，拉斐尔鼓起勇气对我说，贝拉诺不知道郝奇特尔是我的伙伴。我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那也是郝奇特尔的事，郝奇特尔虽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隶，我说。不过现在看来最离奇的是：那天晚上过后，在那个孤独的夜间之旅后贝拉诺完全征服了郝奇特尔（他惟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动。 。。
第二部荒野侦探（20）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