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在我的房间保持干净。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冲完澡后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里的毛发都捡出来。这样的毛发也许微不足道，可是却能把我逼疯。我讨厌看到发团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这头发不是我的。然后我收起自己用过的毛巾，叠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时间再放进洗衣机里。最初几次他甚至自带肥皂，但我告诉他不必这样，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发水，但千万别想碰我的海绵。
第二部荒野侦探（38）
他总是一本正经。他总是提前一天打电话问过来是否合适，想证实一下我没有客人或者活动安排，然后我们再确定好时间，第二天他会直接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他就走进卫生间。然后不知再过多少天我才会又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两个甚至三个星期。这期间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鲁纳街的那家酒吧里，他告诉我喜欢上外国人常去的公共澡堂，从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来的黑人。我说穷学生也经常上那儿去。他说，没错，不过主要还是外国人。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去过墨西哥的公共澡堂。我当然没去过了。那可是好货色啊，他说。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我告诉他，个别东西这儿也有，可是太贵了。他说，在墨西哥可不贵，在墨西哥这些服务挺便宜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别说你经常去这些地方洗澡，我说。没有，其实并不常去，他说。只去过一两次。
他是个怪人。他经常在书页边上写东西。我很不乐意给他借任何书。为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书上涂画。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书去冲澡。我发誓。他常常在淋浴的时候读书。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他的书几乎全都是湿的。起先我以为被雨淋过。乌里塞斯是个步行家。他几乎从不乘地铁。在整个巴黎徒步穿来穿去，天下雨后会淋得湿透，因为他从不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所以，他的那些书，至少他经常看的那些书，总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为淋了雨的缘故。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带着一本干燥的书走进卫生间，等出来时那本书已经湿了。那天，我的好奇心开始作祟。我走到他跟前，把书抽过来。不仅封面湿了，有几页内容也湿了，包括页边上写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喷头下面写的，水把墨汁弄得四处乱流，这时我就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难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时候读书！你疯了吗？他说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只读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只读诗，当时不了解，但是现在知道了：他说他只读两三页，不是整本书），然后我开始笑起来，顺势倒在沙发上，笑得直打滚，他也笑了，我们都不知道笑了多长时间。
米歇尔？布尔特奥，德黑兰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经过了半夜，他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他要找米歇尔？布尔特奥。我说我就是米歇尔？布尔特奥。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沉默了片刻。我说：是吗？他说：很高兴在家里找到你，希望你还没有休息。我说：没有，没有，还没有睡。沉默。他说：我很想见见你。我说：现在可以吗？他说：可以，就现在，我可以去你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你在哪里？可是他却误会我的意思了，说：我是墨西哥人。这时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我收到过一份墨西哥寄来的杂志。但是，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还是不熟悉。我说：你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没听说过。我说：我想他们都是墨西哥人吧。他说：“问号”？谁是“问号”？我说：当然是一伙搞摇滚的了。他说：他们表演的时候戴面具吗？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面具？他们当然不戴面具了。为什么会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摇滚乐队有戴面具表演的吗？他说：有时会有。我说：听着有些荒谬，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哪儿跟我打电话？你住的宾馆吗？他说：不是，在街上。我说：你知道去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怎么走吗？他说：当然知道，没问题。我说：二十分钟后见。他说：我这就出发，然后就挂了。我穿夹克时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墨西哥诗人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见过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觉这个诗人肯定不像帕斯。后来，我想起“问号”，想起艾略特？默菲尔，想起他在纽约时跟我讲过的一些事儿，想起那个“墨西哥死神之头”，一个大伙叫“墨西哥死神之头”的家伙，我只是在弗兰克林大街和百老汇的一家酒吧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墨西哥死神之头”是个音乐家，可我只看到一个影子，我问艾略特这家伙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艾略特说：他就像条蠕虫。长着蠕虫般的眼睛，说话也像条虫子。虫子怎么能说话啊？骗人的嘛，艾略特说。好吧。很显然。为什么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头”？我问。可是艾略特已经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只好暂且假设这家伙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时期在墨西哥待过很长时间，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可是我没看清他的脸庞，只看到他的影子从酒吧里穿过来。一个形而上的空影，无法给人任何感觉，一个让人别无希冀的纯粹的影子。我穿上黑夹克，梳了梳头发，出去时还想着给我打电话的这个陌生人和我在纽约见过的“墨西哥死神之头”。从德黑兰街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只需几分钟，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过奥斯曼大街，然后走进普尔西尔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个时候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无人迹，好像从十点开始他们全都用X射线给轰走了，这时我想，在蒙索地铁站跟一个陌生人会面可能会好一点，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从德黑兰大街向蒙索街走去，来到罗伊斯达尔大街，然后又到了菲尔多西，这条街横穿蒙索公园，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跳出来的吸毒者、生意人和闷闷不乐的警察。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宫的那个公园弥漫着令人疲倦的阴郁之气，这里是跟“墨西哥死神之头”见面的不错的地方。可是我自己选了一条路顺着它走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的台阶上，那儿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干净。我承认，从来没有地铁台阶显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与此同时又如此神秘莫测。其实，它们看上去跟平常毫无二致。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同意在这样一个恼人的时刻会见一个陌生人而虚构出来的预兆性氛围，平常我是绝不干这种事的。可是我又不习惯漠视命运的召唤。我来了这就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除了一个办事的在那里读书而且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外，楼梯口没有任何人。我开始往下走。我决心只等五分钟，然后离开，从此再不理这事儿。我拐过第一个弯后迎面碰到一个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纸板里，在睡觉或者假装要睡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看着那个像条蛇般的老女人，这时看见一个人，留着长长的黑发，长着你会称之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实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停下来仔细看了看他。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夹克，胳膊下夹着四五本书。他好像忽然醒悟过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是他，不用怀疑了。他走过来向我伸出手。他握起手来很特别。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好像在发出共济会成员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帮会的信号。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令人发痒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这只手没有皮肤或者纯粹是个套子，一个纹过皮的套子。不过千万别在意他的手。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们可以到外面走走。感觉好像现在还是夏天，我说。他默默地跟我走着。我一下子担心我和他老不说一句话，我看了看他带的书。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里尤写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墨西哥作家的东西。我问他来巴黎多久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他的法语很差。我提议说英语，他同意。我们沿米罗梅斯尼尔街向法布街走去。我们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似的。我是那种不喜欢步行的人。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走个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从那里又向左拐去，继续沿着丘吉尔大街走去，然后又左转，大宫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经抛在身后，我们直接向亚历山大三世桥走去，我们的步子始终没有懈怠，这个墨西哥人偶尔用费解的英语讲个我听不懂的故事，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失踪诗人和失踪杂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许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与那两个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区，那是一个真实或者想像出来的地方，被太阳晒得漂白了，湮没在过去，早已被遗忘，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在巴黎，显得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一个来自文明边缘的故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也是。我又说：难道你从未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建议他哪天还是听听，他们的表演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第二部荒野侦探（39）
8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说，小伙子们，梅斯卡尔酒喝光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逆转的事实，你们谁能下去给我买一瓶索查龙舌兰呢？其中一位，那个墨西哥人说：我去吧，阿马德奥，我拦住他说，稍等，这时他已经朝门口走去，你忘带钱了，朋友，他看着我说，你别管这个，阿马德奥，我们自有办法。真是不错的小伙子。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几句指点性的话：我告诉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后右转，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圣塔卡塔里纳广场，然后再左转，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转，继续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亚斯市场，到了那儿，在街的左侧，就会看到古尔热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诺五金店，你肯定会找得到，到了古尔热瑞瑟酒吧，你就说是我，作家阿马德奥打发来的，马上去吧。后来，等我看完几页资料后，另外那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浏览我的藏书。其实，我没有看见他，只是听到他在活动，他走上前抽出一本书，又放回去，我听到他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我看不见他。我又坐下来，把钱放回皮夹，双手颤抖着（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喝酒了），我浏览着发黄的旧稿。我低垂着脑袋，视线模糊，那个智利男孩在我的书房里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只听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声音，那个男孩多么渴望触摸一切，他的手指闪电般沿着我的大部头巨著的书脊掠过，就像肉体和皮革，皮肤和纸板发出的嗡嗡声，那是一种非常悦耳和诱人入睡的声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为忽然我闭上了眼睛（或许已经闭了会儿），我仿佛看见了圣？多明戈广场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尔拉街上的塞维拉纳咖啡店、皮诺苏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奥内罗街上的“我的办公室”小酒店，那儿男人们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许狗和女人入内，只有一个女人例外，惟一去过那里的女人，我看见那个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莱达街上，走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走到蒙内达街上，我看见她匆匆穿过索卡罗，快得好像担心跟情人会面晚了，或者要去城里的某个店铺做小工，这是一个衣着朴素但却漂亮的女人，头发乌黑，脊背笔直，她的腿并不很长，但像所有年轻女人的腿一样绝对优美，无论瘦削、肥胖还是外观——那双可爱、坚定有力的细腿，还有裹在鞋子里的双脚，那鞋子看不到脚踝或者脚踝露到最低，价廉但却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为快步行走而制，为会见什么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见任何人，也不是冲着什么工作去的。那么她打算上哪儿去呢？或者她压根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这样走着？这时那个女人已经穿过索卡罗，沿着蒙特皮耶达大街向塔库巴街走去，那儿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么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库巴街，开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现出来，她还在那儿，向阿拉米达走去，也许她在附近什么地方停下了，也许朝邮局走去，因为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书信，但她并没有走进邮局，而是穿过那条街走到阿拉米达街后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气，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步速没有改变，穿过花园，走到树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来，我能看见过去，墨西哥的过去，我看见了这个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女人的背影，我对她说：你这是去哪里啊，塞萨雷亚？你去哪里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
第二部荒野侦探（40）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8年1月。
对我来说，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我们都刚满二十岁。我们在塔尔莱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就搬进去住了。我给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她在阿图罗？贝拉诺母亲拿奖学金学习的那所学校作访问研究。其实就是阿图罗的母亲给我们介绍的。1977年也是我们去巴黎旅游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乌里塞斯的“用人房”里。我得说，乌里塞斯的情况并不好。那间屋子就像个垃圾场。只有我们，我和女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会略加收拾，但无论如何打扫和清洗，总有东西弄不掉。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乌里塞斯睡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方有些发亮，一道光从惟一的那扇窗户（蒙着厚厚的污垢）里照进来，在墙壁上弥漫开，天花板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我们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两个人都长了疥疮。真倒霉。惟一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人就是乌里塞斯。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我女朋友抱怨说。我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乌里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边嘴对着瓶子喝酒，一边挠着身子，这个情景说服我承认女朋友的判断没错。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有一阵子，因为疥疮的缘故我挺恨他的，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了，甚至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我们的房间没有淋浴设施，我们至少每天得用硫黄香皂洗一次身体，然后搽上点特用的润肤油萨纳丁。1977年，除了过得挺美好，我们还不断地拜访家里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去一次。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他没有淋浴器，却有一个巨大的猫脚浴盆，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三个人洗浴。问题是，阿图罗不是单独住，他跟另外七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欢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屋里洗澡。其实，到头来我们在那里没有洗过几回。1977年，阿图罗？贝拉诺在一家营地找到夜间看门人的工作。我还找过他一次。大伙管他叫长官，逗得他开心大笑。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们两个与本能现实主义决裂了。我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出一份杂志，一份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几乎没有发行渠道的杂志，我们写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现实主义。我们没有沽名约誉，我们没有败坏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