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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第二部荒野侦探（63）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部荒野侦探（64）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
过了一星期，乌里塞斯离开特拉维夫。克劳迪娅向他道别时流了几滴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甚至还不到三天，乌里塞斯就从沃尔特？舒尔曼集体农场打来电话。丹尼尔的一个堂弟，跟我们一样是墨西哥人，住在那里，集体农场的成员们收留了乌里塞斯。他说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厂打工。你喜欢吗？克劳迪娅问，不是太喜欢，乌里塞斯说，工作实在很乏味。不久，丹尼尔的堂弟来电话说乌里塞斯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干活。我们差点因为他被开除了，丹尼尔的堂弟说。他现在在哪儿？丹尼尔问，其实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电话来，想看看乌里塞斯在哪里，好让他支付在集体农场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账单。有好几个晚上我们等着乌里塞斯现身，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来了一封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我以自己的名誉或者无论什么发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云。它向我们传递的惟一信息是，证明以色列邮政服务系统何等的出色，它简直无可挑剔。信是寄给克劳迪娅的，但房间号写错了，街道名里有三处拼写遗漏了，寄来的东西像份资料。那是邮件外面的情况。里面更糟。我说了，信难以卒读，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至少这是我和丹尼尔得出的结论。不过很可能是用亚拉姆语写的。关于这点，关于亚拉姆语，我有些奇怪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和丹尼尔试图破译信的内容时，克劳迪娅极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说这是乌里塞斯很久以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克劳迪娅说，据乌里塞斯的说法，那个著名的关于耶稣的寓言，关于那个富人、那只骆驼、那个针眼的故事［1］指《新约？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1］，也许是失误所致。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在希腊语（可乌里塞斯什么时候懂希腊语的呢？）中有一个词叫káundos，骆驼，在这个词中，字母n读起来很像“i”，而káuidos有电缆、线圈、粗绳的意思，其中字母“i”读作i。他开始对此感到不解，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写出的，无论任何源自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错误或者印刷失误都应更正过来了。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惟一理由是，克劳迪娅重复乌里塞斯的观点说，熟悉希腊语的路加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路加懂希腊却不懂犹太世界，他也许以为骆驼通过或者没有通过针眼是希伯来或者亚拉姆语源中的谚语。有趣的是，据乌里塞斯说，这个错误还有其他来路，据伟大的教授品彻思？莱皮德（克劳迪娅说什么名字啊），法兰克福大学的希伯来和亚拉姆语学者说，在加利利人的亚拉姆语中有些谚语，用名词gamta指船的缆绳，如果某个辅音字母书写潦草，这在希伯来和亚拉姆语手稿中很常见，很容易被当成Gamal或者Camel［2］Gamal是希伯来语、camel是英语的“骆驼”之意。［2］，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拉姆语和古希伯来语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写出来的，只好通过推理来确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没有多少诗意却更为真实的寓言。船缆或者粗绳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究竟更喜欢哪个寓言呢？丹尼尔问。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劳迪娅说出来。当然是有错误的那个了。 。 想看书来
第二部荒野侦探（65）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第二部荒野侦探（66）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直到此刻，乌里塞斯似乎还很镇定，对自己控制得不错，表情显得很漠然。现在他忽然伤感起来，但伤感这个词不太贴切。也许更像忧郁。他走的前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说很高兴认识他。我也是，乌里塞斯说。走的那天，乌里塞斯和海米托通过安检区拐到看不见的地方后，克劳迪娅开始哭起来，有那么片刻，我想克劳迪娅是爱他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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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