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现状，并且质疑它们的发展方向。他们深入探索了自己最深层的渴望，希冀于创造一个体现了那些愿望的未来。在实现共同愿景的过程中，他们逐步融合了所有其他人的方式和方法。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自己去做……但他们又不能独自去做。
你会看到，这些正在塑造超越工业时代泡沫生活的创新者，有着各种背景，而就像他们的组织机构、产业和经历各不相同一样，他们做事的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
他们的方法不是“魔术”般的不可思议，他们“日常的魔术”无非是激发他们自己和他人的想象力、智慧、热情和关爱，他们的经历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1）
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瑞典可能是在化石燃料的“断奶”方面走得最远的国家。今天，这个国家只有30％的能源靠石油支持，与1970年的77％相比，下降了许多。（相形之下，美国85％的能源依赖化石燃料。）
2007年，瑞典市场上销售的轿车中有15％是以乙醇为动力的，而2000年这一比率仅仅是2％。轿车以从甘蔗或纤维素中提炼出的乙醇作为动力，比用汽油作为动力要少排放85％~90％的温室气体。随着第二代和第三代乙醇（包括从林业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中提炼的乙醇，而不是从玉米等粮食作物中提炼的乙醇）的生产、分销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由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大幅度下降。现在，瑞典的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提供乙醇动力的轿车或卡车，其中也包括斯堪尼亚公司（Scania），欧洲最大的大型卡车制造商。
这些统计数字和公告的背后是一个永恒的故事，历史学家称之为“基础创新”（basic innovation）。基础创新是技术和组织的基础变革，它创造新的行业，转变原有行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塑社会。基础创新的例子包括：电力、汽车、商业航空、数字计算和最近的互联网。基础创新不只涉及单一的新技术，而是聚合了一系列的新发明、新实践、新分销网络、新业务和新商务模式，它能改变个人和组织的思想方式。
学会生活在工业时代泡沫之外，特别是应对80…20挑战，都需要基础创新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生。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通过确切地了解瑞典如何能够引领“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从内部见证基础创新的历程。
得知瑞典的成就之后，你也许会设想，这种规模的变革是出自政府的大力推动……成千上万的人员、庞大的财政补贴、持续多年的高额投入支持的研发。然而，实际情况是，多年以来根本没有这样的支持，政府方面的没有，其他方面的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源于一小批人的承诺投入和行动勇气，他们决心要找到其他那些有着共同愿望的人，于是，无数的地区性网络就这样悄然发展起来了。
许多基础创新在开始的时候，也都如此：似乎是一种分隔、离散的状态。正因为创新所需要的巨大变革根本无法提前预知，所以看上去似乎令人畏惧、无法实现。催化变革的往往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他们既能看到更大的模式演化的可能，又能注重一小步、一小步的增长势头。汽车工业、商业航空运输和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虽然，涉足其中的那些人完全无法预先知道他们可能成就什么，但是他们被萧伯纳所说的一种“宏大的目标”拖了进去。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佩尔·卡斯泰德（Per Carstedt）就是这样一位。
从巴西到瑞典
佩尔·卡斯泰德拥有瑞典北部一家大型福特汽车经销公司，这是桩家族生意，最初由他的父亲创建。佩尔·卡斯泰德在巴西住过几年，1992年的时候他参加了里约热内卢大会，那是第一次全球环境高峰论坛。从那之后，他发现自己“沉浸”于他所谓的“大局问题”之中，不能自拔。
“我开始大量地、狼吞虎咽般地读书，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完全不可能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了大约20万年。最初的19万年，我们只是猎人和采集者。后来的1万年，我们成了种植者。然后，到了150年前，人类人口和活动的数量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爆炸性发展，起因就是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1900年，地球上的人口大约有15亿，到了1950年增长到25亿，2000年增加到了60亿，现在，已经是65亿了。要想理解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几乎不可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2）
其实，不需要拥有博士学位也可以思考这些大系统的问题，佩尔·卡斯泰德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明。他回到瑞典后开始提问……也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提出的问题，只要我们学会不时地“退后一步站”，思考一下那些我们置身其中的更大的现实，思考一下那些主导力量正把我们推向哪里。而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要改变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我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正是这种感受，阻碍了我们提出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宿命的感受会很容易成为“自证预言”。
卡斯泰德看到了这些历史性变革，并发现自己已深陷其中，这驱使他不断提出一些“大局问题”。虽然，对于这些问题会把自己引向哪里，他一点儿也没有头绪。书读得越多、与朋友聊得越多，他就在那些不同的问题之间发现了更多的联系，也更清楚地看到，必要的变革必须以什么样的范围和规模发生。“但是，我问自己，一个人能做点儿什么呢？”
答案还是来了。一家基金会与卡斯泰德联系，请他帮助把乙醇动力汽车推入瑞典市场。“我在巴西就开过乙醇动力车。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大家都说，乙醇汽车在瑞典没法推行。天气太冷了，汽车根本没法发动。再说，也没有添加乙醇燃料的地方。这个主意在瑞典没有市场。对此，全欧洲没有一家公司有一点儿概念，包括福特在内。”
卡斯泰德到处打听，终于在底特律找到了福特公司的一位经理，他主管着一个称做“弹性燃料”（flexi…fuel）的小项目，负责生产可以使用乙醇、汽油，或乙醇和汽油任意比例混合物作为燃料的轿车。“这位经理的太太恰好曾在瑞典做过交流学生，他也喜欢这个国家。他把我当做潜在的盟友，1995年帮助我们买了三辆车。福特公司本身没有这类项目，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卡斯泰德当时觉得，弄几辆车到瑞典就万事大吉了。“大家会看到车跑得挺好，这就会创造出需求，这又会让福特公司增加进口。但是，我错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当卡斯泰德发现三辆车还不足以“唤醒”市场，他就与福特公司谈判，购买了300辆“金牛座”（Taurus）“弹性燃料”轿车。“金牛座”的车身比起瑞典人喜欢的车型要大，但是没有其他选择。这是福特公司仅有的“弹性燃料”轿车，而卡斯泰德则需要达到市场“临界数量”，才能实现他的真正目标……让人们对“欧洲制造的弹性燃料轿车”这个概念感兴趣。
卡斯泰德谈过的所有汽车制造商都表现得犹豫不决，还拿出报告说，市场调查确认这种车根本没有市场。卡斯泰德和他的来自“瑞典乙醇开发基金会”（后来改称“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的同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了4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社区、公司和个人在内的联合体，大家共同承诺购买3 000辆乙醇动力轿车。1
在卡斯泰德的心目中，他“只是在做‘从逻辑上说’应该做的下一步工作”，但是，他也恰恰是在做一个创业者自然会做的事。他没有费工夫和制造商探讨有没有市场，也没有组织更多的市场调查或者学术讨论会，而是安排了一个实地测试。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不断地激发其他人参与，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大家一起形成了动力，推动实现他的想法。没过多久，“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就开始与几十个组织与个人一起共同工作了。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3）
有车没“油”怎么办？
但是，进口了乙醇动力的汽车，却没有地方加乙醇，这又有什么用呢？“这真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卡斯泰德说，“我们没有车，是因为没有乙醇站；我们没有乙醇站，又是因为没有车。”所以，就像他碰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
到卡斯泰德和他的同事们进口了第一批50辆福特车的时候，他已经设法说服了两家加油站，安装为汽车添加乙醇的装置，一家在他家所在的奥斯可尔德斯维克地区，另一家在斯德哥尔摩。为了进一步扩大乙醇站的数量，为他们计划进口的成百上千辆车提供服务，卡斯泰德和他的“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的同事们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劝说运动”，逐家走访零售商，其后往往还要提供财务安排，并自己安装乙醇泵。
“到了2002年，我们在全国就有了40家乙醇站。2004年6月，第100家乙醇站开业。我记得，前50家正式开业的时候我都在场。”卡斯泰德大笑着说。所幸的是，他的出场在这之后就没有必要了。乙醇站的数量在2005年翻了一番，在2006年又翻了一番。到2007年8月，达到了1 000家，这个数量是瑞典加油站总数的25％。卡斯泰德说：“前100家花了10年的时间，而现在，我们每3个月就增加100家。”
在增加乙醇站的同时，卡斯泰德与他的同事们一起，也在开展乙醇供应的研究，了解采购乙醇的不同选择，既包括短期选择，也包括长期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进口乙醇的批量还不是很大，但对于卡斯泰德开展他的工作来说已经足够了。然而，当需求开始增加，这个业务的价值也随之上升。这时候，负责进口乙醇的公司决定把自己挂牌卖掉。卡斯泰德组织了三家能源公司把这家公司买了下来，防止它落入“黑手”……被那些只想利用价格上升的机会赚钱的人买走。
几年后（但仍然在始于2006年的“生物燃料热”之前），他发出了确有先见之明的警告：“这项事业的最大风险之一是机会主义。那些追逐短期收益的人，将会利用当前对石油依赖的恐惧，也许还会做很多蠢事，最终导致公众对生物燃料的反感和反对。这些人不会考虑生物燃料发展为替代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需要相对长期的投资。”
考虑到这一点，“生物酒精燃料基金会”从2000年就开始了一项行动，试图超越目前 “唾手可得”的乙醇供应……从谷物中提炼乙醇，转向其他替代方式，比如：从林业废弃物中提取纤维素乙醇（cellulosic ethanol）。这样，既可以不必与粮食供应争抢资源，又可以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持续不断地思考这幅“拼图”中所有不同的部分，考虑这些部分最终如何“拼”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因为，市场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快。有许多年，弹性燃料汽车和乙醇站只是受到一小批热心人士的追捧，大多数人对此没什么兴趣。主要原因是算经济账。1993年，当卡斯泰德开始积极介入寻求石油替代品的活动的时候，“石油价格只有20美元一桶……当你谈到需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的时候，人们只是一笑了之。”
“但是，现有市场的条件与我们所做的事业没什么关系。全球气候变化是真正的动力。人们当时之所以不愿意经营乙醇站，不愿意推出弹性燃料汽车，是因为那时候，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我们竭尽了全力，为的就是能够达到形成市场推动力的‘临界变化’。” 。。
第5章 不可怀疑一个人和一小撮同谋者的作为（4）
吸引“大玩家”参与
考虑到经济和政治是这场变革的两股更大的推动力，卡斯泰德认为，让大型汽车制造商参与进来非常关键。但是当时，只要他对制造商谈起此事，总会听到同样的回答：“‘没有市场、没有基础设施，存在太多的技术问题，更没有资源解决这些问题。’与我们所做的事相比，那些高级管理人员考虑的是，从比这风险更小的业务机会中，在短期内获得比这更高的回报。”
卡斯泰德没有因此而放弃。他逐渐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没有人感兴趣，而是他还没有发现感兴趣的人。“你必须找对人。你不能把事情说成‘这是福特，那是通用，但是没人感兴趣’。公司是由人组成的，如果你能有运气找到那些想法相通的人，就有机会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事情就是这样推动的。”
终于，卡斯泰德在萨博公司（Saab）找到了这样的人。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并不是他从前一直在约见的技术专家。
在他对汽车公司的无数次拜访中，卡斯泰德见到许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对生物燃料都有深入的了解，其中有一些一直在做解决相关技术问题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有一种倾向：假定油价、燃料获得方式、政府政策和汽车行业的“沉没成本”这些条件是固定不变、不容置疑的。多数人并没有了解卡斯泰德所看到的市场动态变化。
然而，像卡斯泰德一样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气候变化和石油政治的有关信息，也想做些事改变现状。“多数人认为人们只是为了钱做事，”卡斯泰德说，“然而你可以问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做垃圾回收？即便是要在周六把旧杂志和空饮料瓶送到回收中心去，也会做？’显然，赚钱不是这里的原因。”幸好萨博公司负责市场的副总裁理解到了市场上正在开始发生的动态变化。当大家对环保问题的意识不断提升，他看到了新的市场机会。“是他，说服了那批搞技术的人。”
虽然卡斯泰德与比萨博规模大得多的沃尔沃公司有更好的私人关系（他的哥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曾做过沃尔沃的总裁），他还是和萨博公司的人开始了合作。当时，沃尔沃的轿车部门正在进行与福特公司（卡斯泰德是后者在瑞典的经销商）的并购，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任何的其他议题都无暇顾及。相形之下，萨博在被通用并购之后，一直处于尴尬的局面。这一次，萨博市场部门的人发现乙醇车将在未来给他们带来差异化的机会。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调出一笔市场推广资金，用于启动一个实验项目……小规模试产乙醇车，测试瑞典市场。
“你就是要和愿意做这事的人去合作。你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他们就会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你要是能让萨博成功，就不用担心沃尔沃……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跟上来。”
让大家“触手可及”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卡斯泰德最重要的学习还没有到来……要等到他走出自己熟悉的领域，走得足够远，这个机会才会出现。在此之前，他一直沿着一条他觉得自然而然的路前行，工作集中精力，也卓有成效。他全部的职业生涯都与汽车相关，他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汽车技术。他熟知瑞典市场，对这桩生意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在瑞典汽车行业里认识很多人。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