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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企业家在风光的时候非常豪气、神采飞扬、信心十足，但是一遇到危机，特别是面临崩溃的时候，就立即打回原形，说话低三下四、十分谦卑、信心动摇。这种两面性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听到好消息就来精神头，听到坏消息就打蔫，信心随着心情左右摇摆，以致自乱军心。谁跟他说话都有用，谁跟他说话也都没用，这种变化是非常可怕的。当企业家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决策就必然像苍蝇一样乱哄哄的，不崩溃才怪。
自以为是必定失掉远谋
王巍：苍蝇行为的第二个问题是自以为是。在企业风光的时候，企业家渐渐养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判断习惯。这种判断习惯在企业好的时候也许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出现危机的时候，这个判断习惯就完全可能导致战略失败。胜利时候的一套打法与经验，完全不能应用于失败的时候。很多企业家为什么一遇到危机，企业就几分钟完蛋？正是因为他仍然使用胜利时候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习惯。
我有个朋友叫姜伟，当年创办了飞龙集团销售保健品，是国内闻名的少壮派民营企业家。1994年最火的时候据说签了向韩国出口2亿美金的单子，而且卫生部长还专门接见了他。那个时期我希望帮他上市，就专门到沈阳找他。但是，等了几天都请不出来。我只好通过当地税务局局长找到他，在沈阳最昂贵的酒店请客。他大摇大摆地上来就讲前几天卫生部长如何找他，又是几个证券公司的一把手他都不想见，言外之意是能接见我这个副总级别的是给了税务局长很大的面子。而且，他根本不正眼看我，只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是什么欲望都没有了，挣钱的欲望没有了，当官也不想当了，山珍海味已经全吃完了，连性欲都没有了。看他当时那种骄狂的态度，让我立即打消了讨论的念头。
手里拿着他秘书递来的名片，我一字一顿地说：姜总，一直久闻你大名，我是做投资银行的，全国跑遍了，阅人无数。听了你一番话我就明白了，你是我所见到的企业家里面素质最差的一个。这句话一说，气氛一下子凝固了，特别是税务局长十分尴尬。我接着说，看看你的名片，“飞龙集团终身执行总裁”，据说你还读过大学，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吗？飞龙集团是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吗？你居然还是沈阳市最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听说你妈妈做营销，你妹妹搞财会，这是个正经八百的优秀企业吗？我看这无非是个家庭作坊。就这样的一个企业，你还认为做成了大企业？今天咱们初次见面，感谢你赏光，单我先买了，你慢慢吃，我先走一步，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还会见面。说完这个话，我站起来就走。他当时就愣在那了，局长赶紧拦住我。姜伟反应过来后，高门大嗓地喊起来：怎么着？怎么着？骂完我就走了？有这么干事儿的吗？有种的咱们先喝酒。他上来与我先干了一大杯白酒后说，这么多年没听人骂我，你骂得我舒服，我今天就交你这个朋友了。不管你说得对和错，我就认你这个朋友了，我就需要人骂。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客户，也是这样一个草莽企业家的状态。
后来到了2001年，当时北京有个股票市场的庄家叫吕梁，股票亏空几十个亿，接近全线崩溃。他同时控制了几个上市公司，非常急切地希望我能立即接手，托管其中两个医药类上市公司。经营公司并不是财务顾问的工作，我就推荐了姜伟来参与重组。姜伟非常兴奋，连夜与吕梁这个资本高手讨论伟大的产业整合梦想。彼此大谈了几段毛泽东的语录，就算建立了精神上的战略联盟。姜伟立即把我这个财务顾问抛到一旁，风风火火地冲到上海接手公司。但他未料到吕梁从从容容地料理了后事，玩了个人间蒸发。最后这事也没有做成，姜伟在媒体上连呼被吕梁骗了。看上去，姜伟大大咧咧地经常犯类似抢注“伟哥”品牌这样的低级错误，但是同样这个姜伟却在十年前就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了《总裁的二十大失误》的反省文章，成为企业家理论思考的重要先行者。这种冷静的头脑和江湖手段的双重性，同样在众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这个时期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种独特表现。
我们必须意识到，就是这些草莽企业家和充斥在市场初期的江湖经验，构成了中国20多年来震惊世界的高速增长的部分经济基础，泛泛的批评或笼统的吹捧都无法代替我们亲身参与其中所能体会的东西。也许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并不特殊，西方市场的早期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经过上百年的洗礼与打磨，我们才能看到所谓西方经典管理的规则与文化。我们的讨论也在建立一个本土的观察坐标，至少我们体会了差距，或者准确地讲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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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出错源于心态失衡
范棣：苍蝇行为的第三个问题是慌。慌乱致使企业家忙中出错，大局崩溃。忙中出错，就是说，不看大局，急忙干事，反而事情做得越多，问题就越大。所以，忙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在企业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不能太忙。为什么会忙中出错？因为第一是心急不看路，第二又自以为是。这两种条件下，事情越做越乱，越做越错。在这方面，有太多企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要想避免忙中出错，就要使自己慢下来。越是急的时候就越不能急。企业家要想做到这一点，端正心态最重要。避免崩溃的首要方法，就是从内心构筑自己的心理防线，心态要正确。有一些人总习惯为失败寻找借口，希望别人把失败或者企业的崩溃看做是一个意外的情况，不是自己的错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当企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不是集中精力停止损失的继续，而是把时间花在试图挽回损失上面，停留在纠缠过去的看法方面，耽误了时间。正确的心态是，承认错误，接受教训，向前看。
王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人早晚都要死，这大家都接受，但是做企业的就理解不了这个道理。企业也是这样，市场经济的成熟是由千百个企业家一代一代地接力才能完成的。一个产业的整合，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比如水泥行业，中国的30000家企业整合到500家需要十年，500家整合到30家又需要十年，30家变成五大企业寡头可能还需要十年。你什么时候进入，这是一个战略判断。太早，就为别人做嫁衣了。比如德隆集团辛辛苦苦地将新疆水泥厂整合到1000万吨的级别了，现在鸡飞蛋打，被别人轻松接手了。太晚，有可能没有你的机会了。你要搞企业，推动产业整合，心态必须好，要准备做铺路石。所有企业都是给下一代传棒的，包括比尔·盖茨也得给下一代交班。百年以上的五百强企业只有通用电气一家了，其他都死掉了。每个企业最终都要消失的，企业家只要要求你的过程更精彩就可以了。我要把这个浪打得更高更大，反射更多阳光，推进得更欢快就行了。但是这个浪之后，你就会无影无踪的。消失得非常惬意，像哲学家罗素所称的，人生如同由江入海，非常舒适地消失在汪洋之中。对待企业能有这样一个对待人生的健康心态，你就永远不会崩溃，你的企业也不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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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影响企业家的心态
范棣：企业家的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企业崩溃，而不良的社会生态是导致企业家扭曲心态的一个基础。
我们不应当从失败与崩溃中总结出一些片面的东西。比如，顾雏军垮台了，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说他的并购错了，企业通过并购长大错了，并购的战略错了，等等。这比较片面。然而，更可怕的是，把企业家的经营失败乃至崩溃，上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看问题，彻底否定失败中的很多积极的因素。社会需要失败。实际上，一个失败的企业对整个社会是有价值的，没有这个企业的失败，就不会有另一个企业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的价值并不小于成功的价值。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恰恰相反，社会上的结论是：这些人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是坏人。这个整体的社会倾向使得企业没有办法去勇敢地创新与冒险，这样企业家的社会功能就大大地损伤了，从长远来看，社会的长期发展也将受到限制。我们的好多心态，好像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彻底地推翻，彻底地否定。这造成了企业家更加恐慌，一旦企业出现危机，慌乱的心态下非常容易导致企业崩溃。
一个不能善待失败的民族和社会，如何能够最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无数的成功呢？
王巍：问题是，即便失败的企业家将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大家都不屑一顾，反而内心认为你是失败者，是不值钱的，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嘛。比如，日本和田一夫经营的八佰伴失败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之后的日本崇光百货倒闭、美国凯马特倒闭、中国的普尔斯马特倒闭等等，其原因和过程几乎与八佰伴完全一样。德隆集团失败之后，我遇到许多企业老板，很多人尽管并没有认真了解德隆集团的情况，就凭道听途说表示鄙视的态度。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有免疫力的，失败者都是因低级错误造成的。倒下去倒没有什么，没有人去看你一眼才是最悲哀的。
范棣：另外一方面，作为崩溃中的企业家来说，许多人也不是合理地去看待并总结失败，往往把失败归结为一个偶然的因素。例如，很多企业家把资金断裂解释为一个偶然的造成失败的原因。他会这样说，我当时就是差了2000万，我如果有2000万，我就好了，就完全过来了。很多企业都是这么看的。但是，为什么他这样看？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要对他的失败算总账，从失败中找出道德的成分，然后盖一个黑章。他很害怕，所以习惯性地把原本可以认真总结出很多有益东西的过程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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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失败是社会上错误的失败价值观
王巍：如何看待失败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整个企业家精神的建立。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担任国有企业负责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房地产赚了几个亿，经上级批准动用了七八千万买了五只股票。四个多月后，股市大跌，眼看着账面亏损约4000万。尽管他总的算下来仍然在当年为企业盈利2个亿左右，但不久，上级派了个新人替换掉他，并把他抓了起来，理由是他导致国有资产损失几千万（浮亏）。当时以渎职和挪用公款等罪名判他七年。等最后判刑的时候，这几只股票又涨了，账面上又净挣了2000万，他之所以被判刑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后来经过大家努力，判了两年缓刑了两年，他已经彻底麻木了。
我们这次见到的迈克·米尔肯在美国是一个金融天才，是垃圾债券的始作俑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风云人物。由于他在美国资本市场翻云覆雨，被监管部门起诉。当时起诉他十几项罪名，因为他创造了美国新一代的金融产品，无法说清楚这个金融产品是超越时代，还是他中饱私囊、挪用公款，很难判断，最后他跟政府讨价还价，认了其中与纳税相关的六项罪名，判刑十年，其中没有内幕交易罪、贪污罪等。结果他进监狱这天，《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刊出整版的广告，大字标题为：迈克，我们信任你。登广告的是两百多个当时最著名的美国企业家，这些企业都利用新的金融工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中国，判刑了你就是罪犯，大家都会谴责你，而且在人格上几乎没有恢复的机会。
美国社会谴责罪犯的时候坚持用法律语言，不会人身攻击。功是功，过是过。你看迈克·米尔肯现在就很好，他又做医疗又做教育，而且始终非常骄傲于他的金融成就。他要把金融杠杆的融资方式用在医疗上，再创新的人生成就。他现在已经60岁了，在医疗界东山再起，成为世界著名的抗前列腺癌斗士，多次上了《时代》周刊、《财富》等著名杂志的封面。我在他办公室中看到全部当选美国总统与他握手的照片，以及各国领导人与他的照片，可是他仅仅出狱才几年啊。
我们过去也用法律制裁了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包括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伊利集团的郑筱怀等，我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不管在法律上怎么判，我们如何能够在道德和历史上正确评价他们，将给我们下一代企业家建立一个样板。
美国政府当年对美国烟草、美国钢铁、美国谷物由欺行霸市形成的垄断采取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政策，它们仅仅被法律拆分，企业家本人并没有因此被绳之以法进大狱。这个法律表达了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对产业进步的支持，而不是重在打击违法的企业家本人。美国法律认定，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垄断财团毕竟创造了生产力，整合了产业。但是它们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格局，因此宣布分拆财团，但仍给予企业家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我认为，对这些失败的企业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标志着我们的商业文化成熟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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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解放原罪吗
范棣：这点很重要。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比如美国，政府尽可能少地参与对企业家的管理，而是让市场的自发组织，比如说工会，发挥某些平衡制约的作用。政府不能把精力放到监管、审办企业家上面。政府一旦主导，而且预判一个企业家是坏人的话，这个企业的所有债权人都会按照这个逻辑想问题，企业家很难不崩溃。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很快，但相应的体制跟不上，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原罪问题。从今天的法律制度看以前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的原罪。因为以前法律不大健全，人家就不大了解这个情况。在我不了解的时候你不能怪我罪啊。我犯了错，政府有责任让我懂得规则啊。
王巍：社会的公检法力量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但这个力量多大用于维护市场秩序，这是一个需要格外加以关注的市场化指标。我们有时看到一个地方公检法系统的精兵强将，几乎被全部用于对经济领域和市场秩序的维护。
范棣：这个情况社会确实应该反省。中国的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等都不太成熟，有时可以根据审办人的理解进行不同的解释与度量。每个法之间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是对企业家的擦边球严加管制、加以重罚，还是加以警示？比如说注册资本，在国外从来就不重要，一块钱就可以办公司。但是在中国至少2006年之前不行。这个注册资本的制度本来就非常不合理，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种阻碍的作用。为了创业，有的时候没办法，企业只能虚增资本，这个很普遍。对这个问题，也许就没有必要看得太重。
定律六忙中出错导致大局崩溃
●这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发现，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在中国特定的经济历史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