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全球化可能一直是激烈的，可惜许多发展中国家此时被排除在外。1914年前的全球化在当时来说其规模是相当大的，但与现在的相比又小得可怜，日外贸交易额是以100万美元计算，到1992年，根据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字，每日交易额达8200亿美元，到1998年4月上升到15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上升。仅最近10年，通过世界各国银行进行的跨国贷款就增加了一倍，在1900年前后，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是以亿计算的，但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参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仅1997年从发达世界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总数达2150亿美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这个新的全球化时期，就如涡轮发动机一样。
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不仅在程度上与过去的不同，在某些重要方面的本质上也截然不同。正如《经济学家》载文所说，以前的全球化时代是建立在依靠运输成本下降基础上的，由于火车、轮船、汽车的发明，人们可以用更快捷的方式、用更少的钱到更多的地方去，也就可以在更多的地方以更快、更便宜的价格进行更多的贸易。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则建立在依靠通讯成本下降基础上——由于芯片、卫星、光导纤维、因特网的发明，今天的世界能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技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能向西方国家出售他们的原材料，再进口西方国家的制成品，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的国家能成为高水平的生产者。这些技术也允许公司将他们产品的不同部件地方化，在不同的国家研究和出售，但仍然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电话会议紧紧地将它们拴在一起，就如在同一个工厂 一样。由于计算机与廉价电讯结合在一起，使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从开展医疗咨询，到软件写作，再到资料处理——以前绝对是完成不了的。为什么说不能呢？根据《经济学家》的资料，1930年，从纽约打3分钟的电话到伦敦，其费用就高达300美元，而今日，通过因特网，几乎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这些技术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传统的国与国、国与公司之间的交流比以前进行得更广泛、更快捷、更廉价、更深刻以及可能性更大，也使个人之间可以进行类似的交流。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夏季某天的事，当时，我79岁的老母亲玛格丽特·弗里德曼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突然在电话里惊恐万状地呼叫我，我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妈妈？”她回答说：“唉呀，我刚才在因特网上与3个法国人玩桥牌，他们相互之间坚持讲法语，我听不懂他们说些啥。”当我一想到妈妈在网上与3个法国人玩桥牌时焦虑不安和高兴的样子就会哑然失笑。“别笑，”她说，“总有一天我还要在西伯利亚与某人玩牌呢。”
对所有那些认为此次全球化与前次有所不同的人来说，我只想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曾祖母1900年在因特网上与法国人玩过桥牌吗？我想应该不会。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从政治上来说，这个新的全球化时期与19世纪的那个全球化
是不相同的。那次全球化的初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大英帝国的力量、英镑和海军，而今天这个时期完全是由美国的力量、文化、美元和海军所统治。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力量，着意创立出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以便刺激就业和抵消前苏联共产主义。正是在美国的鼓动下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还主持并建立制定了其他一些开放市场和促进贸易的条款；也是美国的海军，使水上通道始终保持畅通，使那些开放市场更容易连接。因此，正是由于80年代后期的信息革命接踵而至，才有可能让如此多的人按全球化观点行事，在全球自由通讯、在全球旅行、在全球贸易——使全球化力量结构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所有这些倾向都得到鼓励和加强，任何企图阻止它们的国家都将为此而付出高额代价。
开场白：世界10岁了（5）
总之，关于这次全球化中的某些事我们以前可能见过，但其中有一些事是我们绝对从未遇见的，由于某些事如此新鲜，以至于我们以前闻所未闻。基于以上理由，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两次全球化之间的区别：如果第一次全球化将一个“大”世界缩小到一个“中等”的世界，此次全球化就是将一个“中等”的世界缩小成一个“小”世界了。
亨廷顿们错了
本书的目的是企望努力解释清楚在20世纪末，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怎样在国际体系中起决定作用——代替冷战体系——并审视如何对每个人及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学术体系的贡献，企图给冷战后的时代下定义的大有人在，这一流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4本书：保尔·肯尼迪的《大国的升起与衰落：从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罗伯特·卡普兰的各种杂文与著作；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世界秩序的再塑造》。
虽然所有这些著作都包含着很重要的事实，我想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抓住冷战后总的发展趋势。卡普兰的报告是生动的、诚实的，但他仅以世界可怕的一角为例，并以此来审视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亨廷顿从世界范围内观察文化冲突，并扩大到一种持久的、非常尖锐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宣称下次世界大战——如果有世界大战的话，“将成为文明之间的战争。”我认为卡普兰和亨廷顿都极大地低估了国家的能量、全球市场的诱惑、技术的传播、网络的兴起及全球标准化和传播能够超越白纸黑字（多数是白的）撰写的规划。
但肯尼迪和亨廷顿太多地力图从历史或仅从历史上来预测未来。肯尼迪研究了（非常精彩的）西班牙、法国和大英帝国的兴衰，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下一个衰落的将是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手伸得太长。他含蓄地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前苏联的垮台，而且它也预示着美国的衰落。我认为肯尼迪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在80年代的相对衰落，也就是他写此书时，美国正在为它的新的全球战略作部分调整——世界多数国家是现在才开始这种调整的。肯尼迪没有预期到，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美国能猛砍国防预算、精简政府机构并将越来越多的能量转移到自由市场上去，这些做法将延长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
亨廷顿的观点是，冷战结束后，我们四周再没有了像前苏联这样的对手，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回过头来在全世界反对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这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他们的反抗。他含蓄地指出，某些新的国际体系的兴起将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后果。对亨廷顿来说，冷战后只有部族宗教的冲突沿袭下来，不会再产生什么新的冲突。福库亚马的成名作包含着许多新的精彩内容——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证明它们是组织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它的题目（比书本身更明显）预示着胜利大结局与我发现的世界并非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面提到的书都是不朽的杰作，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世界的核心问题”，最活跃的中心部分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将驱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朝着——要么是文明的冲突、混乱无序、帝国的衰落，要么朝自由主义的胜利的方向迈进。
本书与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一种新的、成功了的国际体系——全球化，那才是人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全球化不仅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将扩大到外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在这个体系中什么东西都是新的，而强权政治、混乱无序、文明与自由的冲突都已经陈旧不堪。冷战后的梦想就是这个新体系与过去所有激情之间出现的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梦，其最后结局仍然没有演绎出来。
开场白：世界10岁了（6）
“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
那就是为什么在新的全球体系中你既能看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能看到文明的传播；既有让人落泪的环境灾难，也有让人感动的对环境的拯救；既有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爆发出来的拼死的反抗；既有国家的长期存在，也有强烈主张非国家行为的力量出现。我希望本书能对沿着那个复杂梦想探索的人、那些思考着如何对全球化进行管理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言归正题前，我还要说一件事，本书的出版商兼编辑乔纳森·加兰斯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告诉朋友们说，你在写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他们说，‘噢，弗里德曼，他喜欢全球化！’你对此有何评论？”我回答乔纳森说，我对全球化的感觉就如我每天对黎明的感觉一样，通俗地说，这是件好事，就如我们每天对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差不多，这绝对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即使我对黎明不在意，我对全球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能让全球化开始，也不能制止它的出现——除非人类的发展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我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用最佳的方法跳出这个框框。对多数人来说，掩盖事情的真
相是最糟糕的，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化体系，该体系如何运作；第二部分阐述国家、社会、个人、环境与该体系的互相关系；第三部分述说全球化的反冲力；第四部分阐述美国在此一体系中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美国为确保在新体系中有个稳固地位，还需作出何种努力。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0年3月1日于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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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体系（1）
福里斯特·冈普的妈妈想谈些什么来着？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绝对不明白里面装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一个酷爱旅游的外国记者，生活就如同旅馆房间服务——你绝对不会了解门外边发生的事。
“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以1994年12月31日晚上的事为例，那天《纽约时报》委任我为外事专栏的作家，我的专栏发稿是从东京开始的。当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越洋飞行到达大仑饭店后，就叫了一次房间服务，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尽快给我送4个橘子来。”我喜欢橘子，需要摆在那里慢慢吃。打电话时，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了，接电话的人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约20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位穿着笔挺服装的房间服务员站在门口，他前面的手推车上盖着一块上过浆的白色餐布，下面是4个盛着刚榨出来的鲜橘汁的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下面是装满冰的银碗。
“不是，不是。”我对服务员说，“我要橘子，橘子——不是橘汁。”然后我装着咬一口橘子的模样给他看。
“是的，是的。”服务员边说边点头，“橘子，橘子。”
我返回房间继续工作。20分钟后，再次传来敲门声，还是那位服务员，还是那辆用亚麻布盖着的用于房间服务的手推车，所不同的是车上有4个碟子，每个碟子里盛着剥了皮的橘子，橘子瓣摆成小方块，宛如一盘寿司，这活儿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出来。
“不是，不是。”我再次摇着头说，“我要的是整个整个的橘子，”我用手比划成圆圈形，“我要橘子放在我的房间慢慢吃，我不能一次将4个掰成瓣的橘子一下吃掉，掰了的橘子也不能放在冰箱里，我要的是整个的橘子。”
我再次用夸张的手法模仿吃橘子的样子。
“是的，是的，”服务员一边说一边点头，“橘子，橘子，你要完整的橘子。”
20分钟过去了，敲门声再次响起，同一位服务员，同一个手推车，他带来了4个完整的橘子，分别摆在4个小碟子上，一把叉子，一把餐刀，叠好的餐布整齐地放在一边。
“对啦！”我签了字。“那才是我所需要的。”
当他离开房间后，我看了看账单，4个橘子是22美元。我如何才能向我的老板报账呢？
但我的橘子经历并非到此结束。两个星期后我到了河内，独自在市中心旅馆用了晚餐。当时正是越南橘子丰收的时节。小贩们在街头巷尾成堆地叫卖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招人喜欢的橘子。每顿早餐我都要吃几个。当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什么甜点时，我只说要一个橘子。
他出去了，数分钟后返回。
“对不起，”他说，“我们没有橘子。”
“那怎么可能呢？”我有些发怒地问道，“每天早餐时你们都会摆一大桌子，现在你却说厨房后面某个地方没有一个橘子？”
“对不起，”他摇着头说，“你说的或许是西瓜吧。”
“行呀，”我说，“就给我上西瓜吧。”
5分钟后服务员带着一个掰成三瓣的橘子回来了。
“我发现橘子了，没有西瓜。”
现在我明白了，作为一位预言家，我应该把当时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因为我从盘子和房间外边的事里发现的问题太多了，虽然那并不是我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按编辑部要求在全球飞来飞去时的发现。
从“在欧洲”专栏到“国际”专栏
作为一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如果有人想找份最好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知是否正确？如果对，那么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其理由是，拥有这样崇高工作的人，可以带着自己的观点去环游世界。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就我的所见所闻发表看法。但问题是，当我着手动笔写作本书时，我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观点？透视什么？展望什么？组织系统——超级故事——通过我对世界的观察，如何帮助读者弄懂这些现象，优先考虑它们，评论它们、了解它们？
第一章新体系（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前任干此事比较容易些，他们处处可以遇到一个现成的超级故事和国际体系。我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第五任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国际”实际上是该报最早的专栏，1937年由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女士创办，最初称之为“在欧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在欧洲”就是国际事务，《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海外专栏定格在欧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纽约时报》1954年为麦考密克女士发布的讣告说，她开始发表国际专稿时“是以代顿的工程师麦考密克先生妻子的身份，当时她为了伴随丈夫经常买票去欧洲。”（从那时开始，《纽约时报》上的讣告被认为更政治化了。）她报道的国际体系是欧洲凡尔赛列强平衡的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正如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堀起、成为跨越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起与苏联进行斗争的重任一样，《纽约时报》的“在欧洲”专栏也从1954年起改成“国际”专栏。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成了美国任意驰骋的战场，所有的世界事务，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成了与苏联争夺的对象。在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在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对于影响霸权之间的竞争，成了三位国际专栏作家组织他们超级故事的主要观点。
从“冷战后世界”到“全球化”
到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