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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战后世界”到“全球化”
到1995年春，我着手国际专栏写作时，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也倒塌，苏联成了历史。我曾有幸在莫斯科目睹过这一切。1991年12月16日这天，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正在莫斯科访问，鲍里斯·叶利钦正在蚕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当天贝克按预订日程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他们的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金壁辉煌的圣·凯瑟琳厅举行的。开始之前，通常会很和谐地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贝克先生和他的随从在长长的克里姆林宫尽头的两扇大木门后等待，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随员在另一头的大门后面，双方只等统一信号出现，大门同时打开，两人同时迈进房间，来到大厅正中央，在闪光灯下握手。为了会谈，贝克按时来到指定地点，门慢慢打开，走出来的却是鲍里斯·叶利钦，而非戈尔巴乔夫，猜猜谁将来吃晚餐！“欢迎来到俄罗斯大地，这些都是俄式建筑，”叶利钦对贝克如是说。贝克当天晚些时候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权力已经发生转换。我们负责报道此事的国务院记者在克里姆林宫呆了整整一天，大家静候在那儿，外边大雪纷纷，太阳下山时我终于走了出来，克里姆林宫银装素裹，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大门，靴子在刚下的雪地里踏出条条新痕，我注意到克里姆林宫顶端旗杆上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仍高高飘扬，像聚光灯一样在那儿飘了70年。我自言自语：“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在那儿飘扬了。”不幸被我言中，数星期后，随着冷战体系及这个超级故事的结束，它也消失了。
但是数年后当我从事专栏写作时，我仍然弄不明白，冷战体系作为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框架消失后，用什么来填补其真空呢？我开始专栏写作时没有任何偏见——脑子一片空白。数年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将自己归入了“冷战后世界”。我们知道，某种新的包含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的框架正在形成之中，它是什么我们还不能下定义，所以我们就不予评论。它不是冷战，因此我们且将其称之为冷战后世界。
我在国外旅行得越多，就越明显感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仅有些污秽、前后矛盾、模模糊糊、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相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里，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独特的逻辑、规则、压力和动机，应该有它自己的名称：“全球化”。全球化不只是经济上的一种时尚，也不是一种流行趋势，它是一种国际体系——是随着柏林墙倒塌后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化体系。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它。如果它对犯罪行为能起到一种限制作用，也一定能限制外交界里的老生常谈。鉴于此，“冷战后世界”就应该宣布结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国际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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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体系（3）
比较：“冷战体系”和“全球化体系”
当我讲到“冷战体系”和“全球化体系”时，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际体系，冷战有它自己的权力结构：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平衡。冷战有它自己的规则：在外交事务上，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侵犯另一个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少数发达国家集中培育各自的民族工业，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促进增长，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西方国家的经济是管制下的贸易。冷战有它自己的理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缓和、不结盟和新思维。冷战有它自己的人口流动趋势：从东方到西方的人口流动因铁幕而完全中止，但从南向北的流动却稳固地增加。冷战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观点：世界被划分为共产主义集团、西方集团、中立集团，每个国家都属于某集团中的一员。冷战有自己明确的技术定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核武器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刀耕火种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冷战有它自己明确的计算方法：核武器的投掷量。最后，冷战也让人明显地担忧：核毁灭。如果将所有这些因素通盘考虑，冷战实际上对世界的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冷战体系不会影响世界上每件事，但的确影响了许多事。
今天的全球化体系类似一个国际化体系，与此相比，冷战体系具有独特及最明显的特征——分裂。世界四分五裂，各阵营的成员都是临时挑选的，你所面临的威胁或挑战都取决于你被分割在什么阵营。简而言之，冷战体系用一个词就可体现——柏林墙。对那个世界描述的最恰当的是杰克·尼科尔森在电影《几个好人》中扮演的角色，尼科尔森在里面担任美国驻古巴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影片中有个激烈场面，汤姆·克鲁斯强迫尼科尔森解释他手下一位相当虚弱的士兵圣地亚哥是怎样被海军陆战队同伴殴打致死的。“你想得到真相？”尼科尔森咆哮着，“你想得到真相？”“我当然想知道”，克鲁斯回答。“你处理不了这个情况，”尼科尔森说，“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墙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带枪的男人保卫。谁来担当这个角色？你？你是温伯格吗？我履行的责任比你了解的要多得多。你为圣地亚哥哭泣并诅咒海军陆战队。你有那辆凌志车，但你的凌志车并不了解我知道什么——圣地亚哥的死，而这个悲剧很可能救了别人，我的存在对你来说是怪诞的和不协调的。你不能得到真相是因为一旦你扎进去，在任何场合就不能谈论，你要我呆在那面墙后面，你需要我呆在那面墙后面。”
全球化体系也并非什么都雷同，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一体化。这个世界处处盘根错节，时至今日，不管是公司还是国家，你所面临的威胁或挑战都取决于你与什么相连。全球化体系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词：万维网。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建墙把大家分割开来的体系，转入一个建立万维网将大家更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体系。在冷战时期，我们通过“热线”连接在一起，它是我们都被分裂的象征，但至少有两个国家在负责——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化体系中，我们通过因特网相会，因特网是我们都连接在一起的象征，但没人负责。
这就导致全球化体系与冷战体系出现了许多异同点。全球化体系与冷战体系不同，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充满生机的过程：全球化导致出现一个不可抗拒的市场一体化，使单一民族国家看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技术——这一趋势使独立的或联合的单一民族国家，比以前更远、更快、更深、更廉价地与世界潮流混为一体成为可能，这一趋势也让残酷无情的现实及新体系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产生出了巨大的反冲力。
全球化后面的动力原理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你越让市场规则发挥作用，你的市场越向自由贸易与竞争开放，你的经济就越有效越繁荣。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向世界所有国家扩展。因此，全球化实际上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经济规则——就是对你的经济全方位开放、放松管制、私有化，以便开展竞争吸引外资。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5年，在冷战处于高潮之时，世界上只有8％的国家有自由免税区，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到230亿美元。到1997年，有自由免税区的国家上升到28％，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64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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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体系（4）
与冷战体系不同，全球化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其趋势就是走向同一化。在以前时代，此类同一文化只发生在地区范围内，如在希腊统治时期的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化以及在土耳其统治时期的中亚、北非、欧洲和中东的土耳其化，还有前苏联统治时期的东欧、中欧和部分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化。就文化领域来说，全球化是大规模的美国式文化的扩展，虽说还不彻底——从“巨无霸”到“小麦当劳”再 到“米老鼠”。
全球化有其自己独特的技术：计算机化、小型化、数字化、卫星通讯、光导和因特网。这些技术加快了全球化的经济一体化。一旦某个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体系中，国家的精英们就将发展前景与该体系结合在一起，经常将他们自己摆在全球范围内思索。1998年夏天我到约旦，在首都安曼国际大陆旅馆与我的朋友拉米·科雷——一位在约旦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一起喝咖啡。坐下后我就向他打听有什么新闻，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美国CNN的全球天气预报已经将约旦加进去了。”科雷说的意思是，那些从全球观点考虑问题的公司认为，他们了解安曼的天气预报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对约旦人来说非常重要。还有让约旦人感到自豪的是，来自全球的旅游者和投资者会让他们富裕起来。在我见到拉米的第二天，我正好去以色列，见到了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雅各布·弗伦克尔，他是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弗伦克尔也讲述了他们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前，当我们谈及宏观经济时，我们总先着手调查一下地方市场、地方金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经过深思熟虑，再看看国际上的经济动向。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以前要做的是我们自己在做生意，然后到世界上为产品找销路。现在我们的观点改变了，在我们决定生产什么之前，不再问产品销到什么市场上，而是对全球市场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出方针，然后再决定生产什么。我们整个观念都改变了。”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重量——特别是导弹的投掷数量，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衡量标准是速度——商业、旅行、通讯和革新的速度。冷战的公式是爱因斯坦的质能相当性，即E= mc2，全球化的公式是摩尔定律，即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将在18…24个月内翻一番，而价格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在冷战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方？”在全球化时期，最经常问的问题是：“你与谁相连，怎样相连？”在冷战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导弹有多大？”在全球化时期，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你的调制调解器有多快？”冷战时期的主要文件是“协议”，全球化时期的主要文件是“交易”。冷战体系有其自己的风格，据《外交杂志》1961年报道，通常都身着橄榄绿军装的古巴总统菲戴尔·卡斯特罗发表的著名演讲称：“我的有生之年将是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99年1月，卡斯特罗身穿西装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一国际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经济学家乔治·索罗斯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在冷战时期是最著名的，他们都想用各自的方法驯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约瑟夫·熊彼特和前因特网芯片启用输出的安迪·格罗夫，他们都主张放开资本主义。熊彼特曾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在他的成名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阐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即不断地摧毁陈旧的和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用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代替之。安迪·格罗夫将熊彼特的“只有妄想狂才能生存”的见解，作为他描绘硅谷现实一书中的题目，在许多方面写出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典型。今天正在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工业转换改革越来越快，格罗夫使这一观念更深入人心。由于
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使得陈旧技术立即被淘汰，并马上转换成商品，这个速度快得惊人。因此，只有妄想狂，只有那些不断削尖脑袋四处寻找是谁正在创造摧毁他们的新玩意儿，然后想方设法赶在他们前面一步的人才能生存。那些正采取措施让资本主义尽快摧毁亏损公司，以便资本流动起来从而注入到更革新的公司去的国家，将会在全球化时期繁荣发达起来，那些依靠政府保护以对抗这种创造性破坏的人肯定要落在这个时代的后面。
第一章新体系（5）
《谴责》杂志的经济专栏编辑詹姆斯·苏洛维斯基，为格罗夫的书写了书评，将格罗夫和熊彼特的共同点即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简单地归类在一起，下面是一段摘要：“革新代替了传统，现在——或许是将来——代替过去，至于将来会怎样那无关紧要，将来唯一可以存在的就是现在在这儿被打碎了的。这一体系使革新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的同时，也将生存处于同一危险的境地，因为多数人宁愿为未来生活不确定性选择安全的措施……我们再也不能回到将我们圈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的状况。那正是格罗夫紧随熊彼特和他提出的精华，他们的建议对（今天的）繁荣是非常必要的。”
的确，如果冷战是场体育运动，它就如相扑搏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如是说，“两个胖子在圆圈内，做出各种各样姿势，进行繁杂的礼节，不停地摆动双脚，但真正的搏斗非常有限，到比赛结束前的一刹那，失败者被猛推出圆圈，但没有人受伤。”
但与此相反，如果全球化也是场体育运动，它就是100米冲刺，目标则是向前向前再向前。不管你赢了多少次，第二天你还得重跑。但如果你落后1％秒，就如落后一小时一样。只要问问法国跨国公司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1999年，法国修改了劳动法，规定雇员的工作时间在每周法定工作时间内再减少4小时，从39个小时减到35个小时，而工资不能减少。许多法国公司反对此一动议，认为这将影响公司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法国汤姆逊无线电报通讯总公司的人力资源主任亨利·瑟内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们是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如果我们的生产能力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我们就将失去订货。如果我们被迫实行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那就如让法国田径运动员穿着鸭脚板参加100米比赛，那么他们赢得奖牌的机会就很渺茫了。”
按照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斯的解释，冷战时的世界，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与此相对应，在全球化世界，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变成了“竞争者”。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受到一个你了解得太清楚的、固定不变的敌人的毁灭性打击；而全球化时期最明显的忧虑，是害怕你看不见的敌人快速改变他的战略，通过接触或感觉
——让你觉得在任何时候你的工作、团体和工作地点都被一种隐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所左右，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而且是稳固的。
冷战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雷达——显示从墙另一边飞来的威胁物；而全球化时期明显的防御体系是X…射线机——检查来自内部的危险品。假如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是那位武器控制的谈判人员，那么在全球化时期最重要的政府官员则是谈判贸易协定的官员。
全球化时期也有它自身的人口学统计模式——人们从乡村和农业区快速地向城区迁移，城区生活方式更紧密地与全球的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连在一起。
平衡支点：“冷战体系”与“全球化体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全球化有其最明显的权力结构方式，它比冷战时期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冷战体系全部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