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
靖远在林业局工作多年，在东北有着很多同学和朋友，加上为人仗义，办事大方，对业务员采取了底薪加提成，月薪加奖金的双重销售模式，吸引了很多销售精英到他的销售部，使他们厂生产的设备以国产机的价位，进口机的质量很快占领了市场，年销售额超过了一亿，他个人年薪加奖金也达到了百万以上，规模也越做越大。
有了原始的积累以后，靖远被没有在成就面前陶醉，而是敏锐的认识到，自己在给人家打工，充其量不过是老板赚钱的工具，是透支生命，拿健康换金钱，说不好什么时候得罪了老板，结局比当年在林业局的下场还惨。于是，他激流勇退，做通了台商的工作，采取与厂家合资入股的办法，在家乡五十公里的一个林业局上了两套实木淋漆生产线，当年就实现营业额三千多万元，三年后等与厂家的合作协议到期，他已经是资产过千万，员工一百多人的私企老板了。
原始积累完成了，企业在管理也步入了正规，热心慈善事业，关注弱势群体，成为靖远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结束了每天忙碌生活以后，靖远总是感觉内心缺少些什么。妻子一天忙碌的操持着家务，孩子在国外读着大学，父母身体都不错，一切感觉都不错。既不愁吃，更不愁穿，到底缺什么，靖远也一下子说不清楚，很多时候他感到很茫然，人到中年的他，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怎么才能活出人生的价值？思来想去，也没有领自己满意的答案&；#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高培德回到他原来工作的老局以后，享受了几年很风光的好日子以后，可他不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滥上项目，盲目投资，任人唯亲，管理失控，造成了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工资拖欠，人心不稳。把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平台，个人惟所欲为的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告状信像雪片一样，不断的飞往上级部门，集体越级上访成为了一种常态，让原本非常嚣张的高培德手忙脚乱，每天穷于应付也无济于事。
刚开始，高培德的很多问题上面还有人替他罩着，可是，他儿子私自扣押上访人，还用匕首把划开了上访人的嘴巴，气焰非常嚣张。
几位非常有正义感的离退休干部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气愤，感到不把高培德绳之于法，家乡老百姓就永无安宁之日。于是，他们悄悄收集整理了高培德的很多*材料，出资给那些上访群众，让他们带着上访材料，带着那位被割伤了嘴巴的受害人，去了国家信访总局和中纪委，实名举报高培德的*问题。
群众的上访件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马上责成省州政府组成了调查组，进驻了高培德所在的林业局。几个月的艰难取证，很快查实了群众反映高培德的问题，并对他采取了双规措施。
开始，高培德对调查组非常不配合，等办案人员把他藏在亲属家几百万现金的银行存折摆到他面前时，他一下子就瘪了。虽然还是不肯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是，原来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整日无精打采，只是硬撑着，不肯服输。等办案人员把外围行贿人的取证材料都拿到他面前时，他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人却已经变成了植物人，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却没有逃脱上天的惩罚，躺在床上，靠流食苟延喘息，维持着没有思维的生命了。还好，他暴病以后，涉及的案子也就搁浅了，也算是令很多人逃过了一劫。
保护伞倒了，郎昕仁也跟着倒大霉了。工作组一次次去单位找他了解核实一些案情，让他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工作组在他谈吐中发现他讲话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有头无尾，没有条理，别人听不懂他要说明什么，感觉他脑子有毛病，就把他送到脑外医院检查，确诊为偏执型脑神经障碍。自此，工作组对他失去了兴趣，也就懒得去搭理他了。
高培德下台了，郎昕仁没有了靠山，凭他自己的本事在规划处当处长真的是勉为其难。原来高培德在任时，到哪里办事，都是横着膀子逛，这会变成了夹尾巴狗了。从耀武扬威到受尽了白眼，从纸醉金迷到谨小慎微，落差之大，令他非常不适，也令他抑郁、苦闷，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日萎靡不振，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培德在任时，地方一家单位求郎昕仁批了几百米木材，给他送了两万元好处费，结果对方出事了，把他交代出来了。地方检察院把案子给林区检察院转了过来，办案民警找到郎昕仁，他还不肯承认，但人家把传票的复印件都拿来了，他只好承认受了人家好处费的错误事实。办案民警让他写完了交代材料，责令他马上退赃，但郎昕仁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
郎昕仁老婆桂琴生病开销巨大，他做木材生意被骗，炒股又被套牢，手头一点现金也没有。过去，狐朋狗友一大帮；如今，谁看到他都躲着走。郎昕仁找到所有能找到的朋友，肯借给他钱的寥寥无几，两万元始终没有凑齐。那面办案民警不依不饶，预定的退赃期限迫在眉睫，被逼无奈，郎昕仁才硬着头皮，过来求靖远帮忙。但这时候，什么尊严，什么面子，都一文不值了，不被收审，能有一个自由之身，比什么都最重要了。
轻轻的敲门声，把靖远从追忆中惊醒，他喊了一声：“请进！”
只见肖微微推门走了进来，她对靖远说：“徐总，您那位朋友把借款的手续办完了，在门外等着您，想道别以后回去呢。”
靖远忙对肖微微说：“我不想再见他了，你告诉他我在接待客人，请他走吧。”
肖微微领命去打发郎昕仁了，她刚走，财务科长吴文波就走了进来，他有些不解的对靖远说：“徐总，郎昕仁都混到这种地步了，您再借钱给他，不是明摆着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靖远抬起头，很凝重的看着吴文波，思索了一下才说：“他要是还像原来那么风光，肯定不会找我借钱，我死活也不会借钱给他。这会儿，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要是不帮他，他还有活路吗？他家嫂子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多次悄悄地帮过我和玉兰，我这么做也算是还她一个人情吧。既然郎昕仁曾经认为我是他的大恩人，我又何必再去做恶人而落井下石呢？这钱借给他，我们这十多年的恩恩怨怨，也就算是有一个了断了。至于还不还，就凭他的良心吧。”
吴文波听了靖远的一席话，似懂非懂，也不好再多问，带着满脸的疑惑走了。
许久，坐在老板椅上的靖远才站起来，他走到窗前，望着楼前树枝上日渐枯黄的树叶，想着这十余年的自己的大起大落，恩怨情愁；想着躺在病榻上没有思维的高培德凄惨的结局，想着郎昕仁如今的窘迫；畅想着生命的轮回，万物的复苏，他纠结的心情豁然开朗。
他感叹道：人这一辈子就像一个天平，品德和良心就好比砝码，欲望和思念好比负重，当欲望膨胀，私念永无止境时，天平能不失衡，甚至倾覆吗？此时此刻，那个困扰自己多日的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怎么才能活出人生的价值”的困惑，视乎让他找到了答案&；#8226；&；#8226；&；#8226；&；#8226；&；#8226；&；#8226；&；#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