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的关联也受到怀疑。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非洲疟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约有5亿人感染疟疾，死亡人数约100~150万（大部分是儿童），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巨型喷气式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数。
人类为挽救野生动物而禁用DDT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人类付出的代价呢？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问法，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打破延续了25年的禁令，允许疟疾感染地区在家中喷洒DDT，不过DDT仍然禁止在农业领域作为杀虫剂使用，莫桑比克是世界上疟疾的重灾区，类似项目的实施使儿童疟疾发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须问一句：所确定的项目或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如果政府官员或政策倡导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拒绝回答），那么他们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持。诚然，成本收益的度量并非易事，有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赞同将生命、健康和环境进行估价，最普遍的托词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难进行客观估价。
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许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投入巨额资金却收效甚微。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部分给了一个不雅的称谓：死损。研究表明美国约40％的管制成本大于收益，这些项目导致的死损金额达数千亿美元。这些原因的讨论并不针对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则：
在*社会中，选民对任何项目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问题的答案：这个项目物有所值吗？或者说，实现既定目标有无更节俭（损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来的两章将举出一些成本或损失（通常出乎人们意料）大于收益的政策实例。本书后面的更多章节还对旨在为克服市场失灵和解决收入不平等而采取的政府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1）
取消企业优惠的计划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左右两派权威专家认可的项目：左派的理由是绝大多数的补助最终落到富裕企业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认为这是滋生政府浪费和滥用职权的典型例子。
企业优惠（或说好听些，是政府对重要的经济部门的扶持）的理论依据是弥补市场失灵。例如，由于企业不能获得R&D的全部好处（因为其他企业也从R&D中收益），因而企业对研发的支出存在不足；还有，如果国外政府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如商用飞机）给予补贴，则会考虑美国政府是否该采取相同的政策。
企业优惠有三种形式：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每种形式都花费不小。据测算，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600亿~1 000 亿美元之间，每年公司税收减免额约100亿~150亿美元之间。
纳税人的钱能否用得更合理呢？至少有8点值得商榷：
给企业优惠的理由是市场失灵有些夸大了，市场失灵是政治争论中常用的论据。
政府在评定产业成败时往往错误百出（参见第2章）。
企业优惠不公平，有政治权势的企业获得更大的份额。
企业补贴是一种退步，因为政府向公众筹集的资金流入到富裕企业及其股东腰包里。
政府干预市场为掠取消费者支出的利益集团创造沃土——即使是出于公心的政策也难逃此劫。
直接、间接补贴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破坏了市场效率。
税收减免和保护主义的企业优惠形式比较隐蔽，成本的最终负担者很难意识到是自己负担了成本。
大量的金钱花费在院外活动上，经常与*程序唱对台戏。最坏的企业优惠是政府补贴，有百害而无一利。
富国对农民的补贴损害了富国消费者和穷国农民的利益
农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要比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一些基本的担忧：第一，是对粮食供给安全的担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过分依赖外国食品供给或面对自然灾害措手不及，美国的农业资助计划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产品价格崩溃（正值大萧条），旱灾使许多农业家庭陷入贫困，资助计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倾向于保留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型家庭所有农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一个担忧源自美国农民生产力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由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的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生产翻了10番，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引起食品价格（考虑通胀因素之后的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这一变化有利于消费者，但对农场尤其是小型农场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是出于好心，但农业支持项目耗资巨大、缺乏效率。为挽救农场，支持农民的经费来源是食品价格上涨或更高的税收，支持额度是农民收入的若干倍，而且用于支持小农场的项目资金最终却由并不需要扶持的大农场获得。
虽然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仅占全部工作岗位的2％，华盛顿（指美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补贴中（2006年总价值达到450亿美元）约有半数用于支持农业部门。问题是补贴中的3/4被最富的10％的农民获得了。
欧洲和日本的农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无论是与农场的收益之比还是与GDP的比值，欧洲与日本农场得到的补贴远远高于美国农场，近一半的欧共体预算用于共同农业政策（CAP）。20世纪中期，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及对进口的限制，欧洲消费者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同类商品的世界平均价格，例如糖的价格高出300％，香蕉价格高出60％。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 企业优惠：劫贫济富之举（2）
高价格固然对富国的消费者很不利，但在许多方面，对穷国的农民更为不利。这里以棉花和大米为例作详细说明。
棉花的例子：美国政府给南部30 000棉农补贴约40亿美元，补贴的发放使棉农的产出高于没有补贴时的产量。超额的棉花供给（2001~2006年间出口增长了1倍多）导致世界棉花市场价格下降25％。低价格使西非的贝宁、布基纳法索国、查德、科特迪瓦共和国、马里和塞内加尔的 1 000万棉农的生计受到威胁。较低的劳动工资、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国家的棉花种植带来的比较优势就毁在了美国的补贴上。
大米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不仅补贴国内大米生产，还对进口大米（有价格优势）征收关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对进口占国内消费数量7％的大米实行零关税，超出部分征收500％的进口关税。新兴市场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国家也进行补贴并对国内生产者进行保护。这些变本加厉的保护措施不仅使受保护国国内大米价格上涨（用高价的国产大米代替廉价的进口大米），还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挫（各个国家都鼓励大米的过度生产），又一次损害了有着生产大米优势的国家如加纳的农民及其家庭的利益。
更好的办法：考虑到消费者（包括富国和穷国的）和农民（穷国的）的利益，最好的政策是取消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这项政策将降低相关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对消费者有利），提高世界市场价格，促进在农产品生产方面有巨大优势的穷国的出口。
有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食品和商品价格涨到历史高位，农民已经轻而易举地赚到了大钱，北美和欧洲政府却继续发放小额的一般农业补贴。
乙醇补贴是摆脱能源依赖和实现洁净环境的最佳办法吗？
在乔治？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里，玉米乙醇成为2005年政府能源法案和后续农场法规的中心议题。作为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的一项努力，总统设定了2007~2017年减少使用20％汽油的目标；缩减额的3/4由含15％玉米乙醇的混合燃料替代。这意味着到2017年要生产350亿加仑（比2006年翻了5番）的可再生燃料。为激励农民完成这个目标，联邦政府给玉米乙醇生产商每加仑51美分的税收津贴，许多州提供了更多的补贴。为确保目标的实现，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54美分的关税。
确立降低对进口石油（尤其是向世界不稳定地区的石油进口）依赖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华盛顿政府为达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欠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仅对玉米乙醇补贴范围太窄，会阻碍更高效的乙醇生产原料的开发。例如，玉米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规定标准30％，甘蔗乙醇产生的能量高出标准800％，植物纤维（树木、草和其他植物）乙醇产生的能量预计高出更多（取决于制造工艺，且商业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美国对进口乙醇征收关税，是对进口价廉物美的巴西甘蔗乙醇的“重罚”。关键是，20世纪末，油价高得足以激励投资任何形式的替代燃料，根本没必要提供补贴或开征关税。
乙醇内能比汽油低30％，所以每加仑乙醇行驶公里数也低得多。
如果充分考虑到生产和提炼乙醇所需投入的肥料和燃料，则每加仑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低于汽油20％。如果乙醇生产厂家使用煤炭，则并不比石油环保。客观地说，出于环保考虑还有其他的燃料替代产品，比如焦油、页岩油和甘蔗乙醇。
美国的乙醇热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2005~2007年，世界玉米价格翻了一倍（达10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乙醇补贴和高油价引发过度地使用玉米生产乙醇。连锁的反应是，因为玉米是主要饲料，一些农产品价格上涨，包括猪肉和牛奶；由于农民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而减少微利作物（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这些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世界上数十亿的赤贫人口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些人口的微薄收入中的大半都用于养家糊口。
2007年能源法案中提到了这些问题并对植物燃料、植物煤油的生产给予扶持。然而，这仍然是一项补贴和管制混杂的举措。
更好的政策选择：美国更加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将补贴范围扩大到所有替代燃料的研发，同时废除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的进口关税，对高效燃料给予奖励（或税收津贴）。
企业优惠政策的试金石
当一项企业优惠政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时才是合乎情理的：
这项政策涉及的项目是可持续的吗？目标明确吗？
这项政策有助于预定目标的实现吗？若不加干预自由市场可以办到吗？
这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这项政策成本的负担和收益的分配公平吗？机会是否均等？受益普遍吗？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企业优惠政策都通不过这项测试。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实行荒谬有害的补贴的国家，这里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德国，其因“绿色环保”而引以为豪，却对污染最严重的能源——碳的生产给予补贴；第二个例子还是发生在德国，由于补贴太阳能电池，德国的太阳能设备约占全球60％，而德国许多地方的光照水平比世界上许多穷国低得多，如果在这些穷国运用这些技术，产出会更显著，也就是说，德国补贴太阳能电池扭曲了太阳能设施的布局，使之没有设在最有效率的地区；第三个例子发生在英国，尽管北海的储量下降，且目标调整为鼓励使用清洁、可再生的资源，英国政府继续补贴矿石燃料企业；第四个例子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为摆脱贫穷，新兴市场国家也补贴燃料，鼓励了浪费能源的生产方式，这也成为20世纪末能源价格连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第8章 美国人工作狂，欧洲人懒惰？或只是他们对税制及其他政策的理智反应
有个笑话说，美国人“生活是为了工作”，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工作时间短、度假时间长、退休年龄早。一些欧洲人认为这些差异是欧洲人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导致的；美国人则认为高税收、劳动力市场管制可以解释多数的差异。哪种解释是对的呢？
欧洲的与众不同
欧洲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少得多，不仅与美国人比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也是一样。2004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为1 820个小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相近，日本仅高出2％。相反，法国、德国人均年工作时数低了近20％。意大利、英国人的差距稍小，分别低了13％和8％。
这种差距并非自古就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工作时间多于美国人。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的年工作时数都呈下降趋势，只是欧洲的下降更加显著。
欧洲人有更多的休闲时间。2004年美国人每年约有4周的假期，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人有8周、法国人有7周、英国人约有6周。
最后，欧洲人退休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早，拿60岁左右劳动力参与比例（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来说，美国比意大利高出1/3；类似的，日本的60多岁劳动力参与比例高出法国3倍，韩国高出德国7倍！
如何解释欧洲的这些与众不同呢？
税收的作用
人们多工作一小时需缴纳的税收是人们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工作时数下降显著的原因之一是有效边际税率的大幅度上升——近30年里有效边际税率从40％上升到60％。欧洲许多调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工作时数减少得很厉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的有效边际税率基本保持不变，年平均工作时数减少的幅度很小。
面对高税率，工人们的典型反应有两种方式：从事非税工作或极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