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命名的）。
为增进竞争，也允许其他公司经营AT&T公司保留的长途电话服务，有MCI（名噪一时的世界通信公司）和斯普林特两家公司成为AT&T公司在该领域市场中的劲敌，同时允许7家小贝尔公司的联合。最终地方电话业务由贝尔南方通讯公司、南桥芯片公司、弗莱森公司和奎斯特公司等4家公司控制。
1996年电信法案允许小贝尔公司进军长话市场，允许AT&T公司涉足地方市场，这使事情复杂起来。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技术变革导致产业大调整，更多的新竞争者进入电信市场。首先，手机用户的迅速上升使辛格勒公司、那克斯特尔通讯公司和Tmobile公司可以与AT&T公司和小贝尔公司一决高下，而且，因特网和宽带需求的出现使电缆公司也参与到这个市场的竞争。
综合管制部分解除使电信市场有新竞争者的进入，解除管制后的10年中电话服务价格水平下降了20％。
电信管制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普遍服务，为达到这个目标，对企业收费和收取高额长途话费，用以补贴低于成本运营的电话服务项目。然而，这样的措施不仅挫伤了地方提供更便捷的宽带接口设施的积极性，而且彻底地消除了新技术带来的竞争压力，这些新技术就包括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这项服务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为美国宽带注册用户提供，免交美国税收、附加费并不受管制。如果不考虑失控的可能性，互联网电话服务可转入电信产业，类似在过去20年无线和有线通信领域所发生的，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约数十亿美元。
美国和其他地方电信管制的最根本问题是管理手段非常落后，跟不上通信领域快速的技术变革。目前，电信管制领域的一些主要专家倡导取缔现存的所有管制，让竞争力量和新技术发挥“魔力”。电信管制的批判者认为美国许多市场的互联网宽带的竞争限制（仅有一家电话公司和一家有线电视公司），致使服务价格过高，成为美国经济的刚性成本，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运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11章 美好的、糟糕的与丑陋的：放松航空、电信和电力管制（3）
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管制解除功亏一篑的典型
电力产业与电信产业很相似，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可以考虑由若干企业经营代替一家企业（地方垄断），如此一来可以增强竞争。例如，国家电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而发电易于拆分、富有竞争。电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波解除管制运动。在美国，多数的变革都发生在地方和州一级，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许多成功事例发生在东北部各州，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最失败的事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蹩脚的解除管制政策组合和时运不济导致了2000年、2001年的电力危机。
多种因素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倒霉的电力风波”。
1997年，加利福尼亚州解除对电力市场的批发环节管制，但零售环节仍然实行固定价格，这一方案背后的依据是为电力公司的“沉没”或“闲置”成本（大多数是昂贵的、废弃的核电企业）筹集充足资金。
固定电价将消费者隔离于市场之外，没有节约用电积极性，1997~2000年，用电需求上升了20％。
同时，该州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律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发电新设备的积极性。结果，发电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的增加。管制部门还鼓励电力公司将其现有的发电设备卖给私人投资者。
为降低成本，国家管制部门对电力公司施加压力，让其到现货市场而不是期货市场购买天然气（天然气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燃料）。在天然气价格较低时这不失为好办法，但当价格上涨时就适得其反了。其他州的电力公司为避免涨价带来的损失，与能源和电力供应商签订了长期合同。
经济的快速发展、酷暑和寒冬等因素叠加一起，2000年1月至2001年1月，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00％。
安然和其他能源商的欺骗行为也使这次危机趋于恶化。
解除管制方案和管理失当，加之时世弄人，1999~2000年批发电价翻了10番。由于零售是固定电价（直到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型电力企业被推向破产的边缘并危及该州的用电个人和企业。
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市场在从管制体系向竞争性的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令人遗憾的是，为应对危机，加利福尼亚州终止了电力零售环节竞争，自己充当在位供应商的批发购买商，并继续控制零售价格。加利福尼亚解除电力管制实验至此寿终正寝。
2003年8月，纽约州、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和加拿大东部地区电力发生中断，矛头又一次指向解除管制。但许多较彻底解除管制的市场（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没受影响，电力中断最严重的地区是解除管制力度最小的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如果说2003年的电力中断与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缺乏对电容量的投资。
2003年的电力中断暴露了国家电网存在的问题，国家电网的投资涉及联邦管制机构和联邦基金。正因为很重要，州和联邦管制机构应努力制止根深叶茂的电力供应商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行为。
事实上：政府应给予自由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技术变革更大的信任
解除管制最为精彩的案例要数民用航空局前主席阿尔弗雷德？卡恩的杰作，他在自己2004年发行的书中谈道：
解除管制将保护消费者的主要责任移交给竞争市场，而主要的举措是实施反托拉斯法。但航空产业零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与电力行业普遍管理的解除管制经验也说明政策重点应该是将竞争从政府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对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指手划脚。尤其是绝不能借反托拉斯法关于掠夺性、不公平的排斥竞争行为的规定，以需要促进产业竞争的名义，对范围经济带来的收益和好处进行干预，削弱了创新（最有竞争活力）的积极性。
在解除管制的产业，政府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投资激励（如航空指挥系统、跑道、宽带容量、铺设铁轨和电力网络）。政府应停止各种方式的削弱投资和创新的干涉。不要忘了，航空产业的彻底解除管制获得了成功，电信产业的局部解除管制造就成了喜乐参半的大杂烩，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解除管制”成了一场大灾难，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我行我素的过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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