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银行的总稽核；孔颂馨原是国信银行的监察人；张仲森是张家初闯上海滩时开办的盛大钱庄的副经理。
到了抗战胜利后经国民党官方“整顿”，加入领导层中的“大腕儿”人物就更多了，其中王晓籁，是号称海上闻人的人物，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他还是大来、天来、泰来等丝厂的老板（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娶了张秉三的一个女儿）；盛苹臣是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七），在重庆时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公馆派”人物，也是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李祖永、李祖基、李祖洵兄弟，是著名实业型家族浙江小港李家的实权派，其中李祖永是大业印刷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另外，徐士浩是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董事长；吴同文是颜料业界的巨子（北京西路常德路路口绿房子的主人）；姚慕莲是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渔牧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张家还是亲戚，他的儿子娶了张叔驯妻子徐懋倩的三妹）；孙锡三是寿州孙氏家族企业的代表人物、中孚银行后期的总经理；张星联是民国财政部次长张寿庸的儿子；吴启鼎是四明银行的总经理；盛丕华是创办了很多企业的著名实业家，生意上与张家是老搭档，大世界对面的红棉酒家就是他创办的，张家也是股东；张家的这些银行也常借红棉酒家开董事会。盛丕华1950年代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无论如何，这个阵容都无法小视。
当然，张氏家族的资本在其中总是占优势。张家人除了张芹伯担任董事长外，张葱玉、张秉三、张振飞等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有意思的是，张家大房的老七，一向以思想前卫著称的张叔驯，在张家大办银行的时候却没有加入这些银行队伍，而是别树一帜地投资其他新型工业，按照他独特的思路我行我素。
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2）
3家银行中创办最早，而且影响较大、时间较长的是东南信托公司（1949年1月改称东南商业信托银行），成立于1931年5月，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一次收齐。发起人是张芹伯、孔颂甫和张葱玉（即常务董事）；董事中有谭敬、朱海初、张景吕、张振飞、程伯奋、张叔培；监察人为徐玉书、张仲森、周伯乐。张叔培担任经理，顾趾桢为襄理。顾趾桢后来成为张葱玉的小舅子（他的姐姐顾湄1938年与张葱玉结婚）。这是家纯粹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包括汇兑及押汇、各种存款、放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买卖有价证券、代理收付款项、保管贵重物品等等，行址设在距外滩不远的中正东路（即现在的延安东路）134号，那是一栋非常气派的洋楼。2
三年后（1934年3月）张芹伯又创办了江海银行，总行设在号称上海华资银行最集中的地段（宁波路109号）。这个银行的注册资金也是100万元。人家办银行资金往往是逐步到位的，而张家总是一次收齐。该行的经营一直很不错，嗣后又在杭州和重庆设立了分行。抗战中总行迁往重庆，由张家的老本家、曾经为张静江打理过股票经纪字号的张秉三掌管，上海行改成分行。上海分行的资本注册为55万元，董事和监察人中有孙吴瞻、吴蕴斋、黄彦英、徐伯熊、盛丕华、包诚德。抗战后期（1944年11月）上海分行因无法承受汪伪财政部的挤压，只得宣布停业，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方得以复业。抗战胜利以后总行迁回上海。总行资本战后仍为100万元，每股100元。最兴旺的时候，这个银行的职员有180人。3
第三家银行是大康银行（1948年4月更名为大康商业银行），行址在宁波路112号，创办于1936年。1936年这个年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上海，是已经造成了经济大恐慌的年头，而张芹伯在这时仍有力道发起创办新的银行，自是不同凡响的举措。
大康银行最初注册资金50万元，跟东南信托公司和江海银行一样，都是一次收足。1941年9月增加资本150万元，连同原先的资金共计200万元。1942年6月，汪伪政府财政部下令通行中储券，原先的法币只能以2：1的比价兑换成中储券，就“缩”成了100万元。后来的几年中，汪伪财政部一再指令要增资，经董事极力维持，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该行的资本已经增加到2000万元。抗战胜利后继续增资，至1947年5月增加到6000万元（其中有通货膨胀的因素）。该行共有职员六十余人，在张芹伯去世之后，后期的经理是原长城银行的经理葛永祺，张家的老乡李松青（当初是张家的账房先生）出任了后期的董事长，张葱玉和华新呢绒公司总经理陈梅芳为常务董事。监察人仍旧请出张家的老法师张秉三。4
这个银行规模虽不太大，但业务范围齐全，除了国际汇兑以外，跟一般大银行没有大的差别，除了办理定、活期存款，还办理各种抵押放款或贴现、票据承兑、国内汇款、代理收付款项、买卖公债、库券、代理投资及出租保险箱业务，甚至还代理招募公司债券及公司股份，生意一度十分兴旺。
郑振铎七十万元收购了张家藏书
从张芹伯一生的生活轨迹来看，办银行，搞经营，并非他本人的最爱，只是作为长房长孙，他不得不打理家业而已。在张家后代眼里，这位大伯父不像个银行家，而是一位老夫子、老学究，因为他并不善于算计，不善于跟狡诈的商人讨价还价，在矛盾尖锐的场合，他宁可退居二线，而叫侄子张葱玉顶在前面。他每天在银行只上半天班，回家吃过中饭，就一头扎到他的书房里，摆弄他的藏书去了。
读书、藏书、研究版本目录，才是他最用心的事业。
上海三马路（汉口路）上的旧书店是他经常转悠的地方，他有他的读书、买书、品书的生活圈。来薰阁的店堂里常年放着两把摇摇椅，专供那些来选书的老主顾们休息。鲁迅、郑振铎、缪荃孙、张石铭、张芹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一起聊版本、谈掌故、侃大山，老板把他们待为上宾，总有好茶伺候，时不时地还要按照他们各自的胃口，把需要的书送上门去。张芹伯继承了其父大部分藏书，也继承了其父乐于考证的优雅心性，只要一卷书在手，他可以忘却窗外的一切。若是碰到久已仰慕的珍本、孤本，他宁可拿出一条弄堂的代价。他曾卖掉在天津的房地产，用来购买一批宋元珍本，宋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买来的其中一部，仅这一部书就装了整整一大箱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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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3）
“八一三”淞沪会战一声炮响，打破了老夫子们的怀古旧梦，上海的租界顿成孤岛。孤岛生活并非真空之地，渐渐地，殃及到了藏书家们的藏书。战争年代，世道纷乱，大家都在逃难，家有藏书的人家生怕在大乱年头，无力照应原本视若生命的藏书，与其成为炮灰，还不如早早送出家门，于是纷纷出以易米。不仅是藏书，大凡战时不易保住的东西，这时一律市价大跌，纷纷涌上街头地摊。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还有暂时的相对平静，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战时商场。一方面江南这个人文荟萃之地，积累了多少代的世家藏书，从水路、陆路整车、整船地不断运到上海；另一方面，南北书商，包括美国、日本的文物贩子，纷纷挟巨款前来抢购，而南北书商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国外的什么文化机构做后盾。郑振铎先生就曾写到，他曾亲眼看到，一家北方的旧书商从上海买下大宗古籍线装书，在一个邮局里打包北寄，一次就寄走了一千多包。中国读书人的民族良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有识之士纷纷致电已撤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相关部门，呼吁应当由国家出面，来抢救这些濒临劫难的古代珍贵典籍，否则，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要远渡重洋，才能看到自己民族的珍籍了。
在这个背景下，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抢救中国古籍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负责在沦陷区，当时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抢救那些行将被席卷而去的宋元古版和其他珍贵藏书。这个工作小组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财政部次长张寿庸，以及版本目录学界的著名专家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叶恭绰、何炳松等人组成。他们在朱家骅、陈立夫的支持下，运用中英庚款先垫付的款项和中央图书馆新馆的建设费用，迅速展开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敌人的鼻子底下与奸商抢时间，抢救故家藏书。这项工作从1940年年初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历时两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些成果中，就包括了张家三代人的宝贝藏书。
到张家来收购书的是郑振铎先生，具体牵线人是张葱玉。张芹伯与郑振铎原先也认识，但是要到家里来看书、买书，还有个购书价格问题，中间的协调人是必不可少的。从现在公布出来的资料来看，这个中间人是张葱玉。张葱玉本人也有很多书这时也由郑振铎收购去，包括他那视为特藏的200部历代历书。
整个收书的过程，包括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郑振铎对张家藏书的评价、当时看到这些藏书时的心情等等，现在都已经公布出来了，是保存在台湾中央图书馆里的、当年郑振铎写给蒋复聪的一批信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郑振铎的这些信函，现经著名旅美学者沈津先生整理注释，发表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杂志上。9其中有关与张芹伯打交道、收购张家藏书的内容占了不少篇幅。66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当时的珍贵的真实记录，仍令人为张芹伯这位老夫子捏一把汗，因为熟悉他的品行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想出卖这些藏书，那真是在割他的肉啊！
据他的儿子张泽璂先生说，其父出售这些藏书并非因家里经济不宽裕、等钱花，也不是因为家里地方小，放不下了，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租界呢。真正的原因是听张葱玉说，日本人看中了张家的藏书，正在托人联系高价购买，而国家也正在抢救古籍善本。张芹伯觉得，与其被日本人抢去，还不如卖给国家。按照张芹伯的本意，他根本不想卖，只是感到大势所趋，战乱中人说不定哪天都没命了，这些宝贝书靠个人力量是没有安全保障的，还是交给国家更合适些。在这种情况下，就决定脱手了。
后来远在重庆的朱家骅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也是劝他识大局，把书卖给国家应属上策，还跟他叙乡情。他看了信很高兴，因为朱家骅是张静江的老部下，曾任杭州市市长，与张家非常熟悉。他没有孩子，张静江有12个孩子，他很羡慕，还曾提出向张静江过继一个孩子（张静江的确曾把一个女儿过继给他，若干年后又回来了，详情后叙）。有了朱家骅的鼓励，他才下决心把最好的书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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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4）
当郑振铎听说美国人也在动张家藏书的脑筋时，着急地给蒋复聪写信说：“风闻张芹伯之弟在美国留学者，曾于最近来函，欲代美国某图书馆大购宋版书。平（北京）贾已开出书单若干寄去，国宝一失，不可复得，大可焦虑！务恳速为设法，或由渝设法通知张某，不应代为收购，欲购者，必须经过审查，验明无关文献，并非国宝，始可任其寄发。否则，必须设法截留。此事关系民族文化太大，务恳告知骝（朱家骅）、立（杭立武）二公，速想一妥善办法为荷！”（1940年5月21日）其实当时张芹伯并没有在美国留学的弟弟，可能是误传，但是把郑振铎紧张得不得了。而当时各种势力都在“虎视”着张家的藏书，这倒是事实。
在1940年7月20日的信中，郑振铎又汇报说，他已经接触到张芹伯的藏书了，“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芹伯书中仅宋版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本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提到张葱玉的藏书：“现存款无几，刘晦之之宋版书及张葱玉书，均亟待续款寄到，始可进行。”
郑振铎买到张家的第一批书，是黄丕烈校跋本，看来是在1940年10月底拿到手的。郑振铎在11月1日的信中向蒋复聪汇报说：“芹款已到，连定洋万元，共已付四万元（上月底付三万）。昨日傍晚，取来黄氏校跋书一百零一种，三百又三册（中一种仅有藏印），点收无误。兹抄目奉上，乞存查。此批书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虽仅二箱，而浩若渊海，黄跋书当以此为巨观矣。披览终夜，喜而不寐，摩挲未几，几于忘机。宋元部分，待点查完毕后，亦即可收下，乞勿念！”得宝后的欣喜之情，已经情不自禁。
郑振铎不愧为识货之人，这101种黄丕烈校跋过的藏书，是张芹伯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得之非常不易的宝贝。张芹伯为此非常得意，引以为荣，他曾得意地对儿子说：“黄跋书，全国没有人比我多了！”10
到1941年5月，郑振铎方才真正接触到张芹伯的宋版书中的至精部分。他在这年5月21日的汇报信中具体列举了四家藏书，而张芹伯的芹圃藏书列在第一位。信中说：“（一）张芹伯（芹圃）之藏书一大批（衣仁先生携上之《芹圃善本书目》即张目）总数约一千五百余种。除普通书外，善本约有一千二百余种，惟亦有中下之品窜杂其间。最精之品，总在五六百种以上。‘经部’若宋刊《篡图互注周易》、宋刊《易注》、元刊《韩诗外传》、宋刊《仪礼经传通释》……‘史部’若宋刊《史记》、宋刊《五代史记》、宋龙爪本《资治通鉴》、宋刊《通鉴纪事本末》……‘子部’若元刊《孔子家语》、宋刊《近思后录》宋刊《黄氏日钞》……‘集部’若宋刊《楚辞辨正》、宋刊《反离骚》、元刊《李太白集》、宋刊《草堂诗笺》……大半均为铭心绝品。其他明钞明刊，亦均佳。黄尧圃校跋书亦在百种以上……曾偕森公（徐森玉，字鸿宝，湖州人，算是张家的大同乡，解放前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至其寓所审阅数次，极感满意，颇有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尚拟再往一二次，俾能尽读其精品。此批书，张氏去岁开价五万（或美金三千），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
这是一批张家藏书中的至精部分，在价钱上自然有一番讨价还价，直到这年的10月底，总算双方最后谈妥了，决定以70万元“搞定”（中有物价飞涨的因素），并签下了购书合同。这时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因为只要日本人一打入租界，所有的掩护屏障就都不存在了，抢救图书的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了。
在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说，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郑振铎还沉浸在获得张家藏书的巨大喜悦之中。他在给蒋复聪的汇报信中情不自禁地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静夜孤灯，批卷相对，别有一种异香溢出册外，诚足自喜自慰矣。兹将接收之宋本编目奉上，俾便考查……我辈有此一批宋本加入库中，顿添无穷生气，若再得瞿、潘、杨所藏，则恐不仅人间第一，亦且远迈天禄琳琅而上之矣！三百年来，殆将以吾藏为最巨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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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界和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