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蠊郏芄�261种，计1611册。9除此之外，还有从明代到抗战为止的历代历书200多部。这个藏书目录即便拿到现在，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先生联系的社会面非常广，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总是“OK”，没有话说的。每逢这个时候，他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那头有人来，要用钱 。”或者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至于接济什么人，并不详说，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对于数额较大的款项，张葱玉还是记了一笔，如他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金华叫杨金华，是一家旧书店的员工，与郑振铎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一下子陷入停顿，他们这些为重庆方面工作的人员即刻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转入地下，这就是郑振铎在日记中讲的“蛰居”时代。这个时候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正在困难时期，急需用钱是很自然的，张葱玉二话没说，马上办理。但三千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因为那时一担米也只值10元钱。一个六口之家，再加上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金也只需两元钱。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7）
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到了解放初，张葱玉已经濒临经济破产了。因为种种因素，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也不是他的至精之品，而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人（包括他的母亲邢定）总要吃饭呀！
俗话说“旁观者清”。张葱玉身边那多如牛毛的朋友，在郑振铎看来，有的是朋友，有的根本不是朋友，只会带来麻烦。他在上海呆的时间越久就必定越没钱，因为找他吃酒打牌的朋友太多了，久之必然要毁了这个人才。郑振铎是真朋友、好朋友，他在关键时刻要帮朋友一把。恰好此时国家要筹备开放故宫博物院，还要建设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就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跟那些酒肉朋友永远告别。
自然，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这对于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惯了的小开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最初他先一个人去工作，一年后全家才搬去。尤其难能的是，他的老母亲邢定女士也跟他一起搬到了北京。 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子，抽水马桶变成了院子里的“蹲坑”，一切都很不方便，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他那本来就单薄的身板就常生病。但是张葱玉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充实了很多，他觉得把自己的经验和本领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那时的首要工作是要恢复、充实故宫绘画馆，意义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故宫里原先的古代珍贵字画一部分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东北，还有一大批被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台湾，到解放时，故宫绘画馆已经是个空壳子了，眼前急需从民间充实藏品，以便对公众展出，这个征集工作中就有很重要的鉴定任务。张葱玉干这行真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一生都泡在字画中，20岁时就已经进出故宫参与鉴定工作了。过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最重要的书画藏品，很多他都亲眼看过。
他的夫人顾湄女士至今还记得一件事。1940年代初有一次他们夫妇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朋友请客看戏，他们坐定后就听见后排有两个老人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另一个则说：“这位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肯定五十岁出头了。”坐在前面的张氏夫妇心中不免好笑，他们哪里知道，张葱玉就在他们眼前，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呀！当时张葱玉所达到的鉴定水平，连张大千和谭静都是防着他的，他们造的假画就怕张葱玉给看出来。谭静还雇佣了汤临泽为他临摹古画，一旦张葱玉找不到汤临泽的时候，谭静就推说回乡下去了，可是张葱玉知道这里的奥妙。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乡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对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张葱玉就面临了这样的危险，因为大家族分家的时候，肯定也分给他一部分土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去掌管，从来没有去收过租，都是他的账房先生许先生去操办的。他在金钱上向来马马虎虎，不认真过问，家里的漏洞就不会少了。他家的司机就曾偷盗他的图章拿到外面去卖，他也没有发现，后来被一个朋友在市场上发现了，张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浔乡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对他来说始终是笔糊涂账。
可是到了乡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老百姓就来跟你算清楚了，说是张葱玉名下有一千多亩地，是个大地主，应当揪回乡下，接受批斗！南浔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这件事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明白，张葱玉只要一回到乡下就不要想回来了，各地的政治运动都是宁左勿右的，这个人才就要被毁掉了。为了保住张葱玉，他毅然动了脑筋，巧妙地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与家乡的土地改革无涉了 。10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8）
这件事当时是被郑振铎先生打马虎眼糊弄过去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又被捅了出来。北京文物局的造反派胃口很好，不辞劳苦地南下调查，果真查出了张葱玉在解放前名下曾有一千多亩地的记录，可见当时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的。只是因为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经在“文革”前好几年就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太太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才无法迫害他们。但他们还是抓住了活人出气，于是顾湄女士就倒霉了，成了“地主婆”，抄家、挨斗，备受歧视。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在当初，郑振铎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风险啊！其苦心，不就是为了保住张葱玉这个人才吗？而这样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
南锣鼓巷北屋轶事
近几年，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写了不少关于其父亲的回忆文字，其中谈到他们在北京南锣鼓巷的生活，非常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北京国家文化干部的生活风貌。
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先住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吃饭也在郑先生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是一溜朝北的平房，生活条件比上海的花园洋房简直不能比。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热爱新中国的文物事业，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文物工作，其他公益活动诸如兴修十三陵水库等体力劳动，他都乐意参加。国际乒乓球赛在北京开赛，他会买来全套的票，让大家轮流去看，说是只要看到中国人打败了外国人就心里高兴。
那时张家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多，这是他们家的老传统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如此，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有时一拨还没走，另一拨又来了。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有时是交流情况，有时就是谈天说地，因为张葱玉见识多广，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常来的朋友有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专家，邻居）、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许源来（许姬传的弟弟）、唐兰（任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先生，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专家如故宫的刘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黄永玉和黄胄还曾画好画，题了词送给顾湄女士。
后来还有一些喜欢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长，如党内理论家邓拓、海军司令肖劲光，也来光顾张家。肖劲光司令来的时候总是在晚上，车停在院子里。还有早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曾来讨论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几个警卫员跟着。院子里很黑，警卫员就在院子里打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口还有人把着，别人一律不让进去了，院里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宾主们在屋子里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放松得很呢。还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广东省省长，也是文物爱好者，有便到京的时候，总要往张家走走的。11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又有了什么美味好菜了，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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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9）
自然，当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们的葱玉突然离去的消息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启功和王世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
那时虽然经济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相处得很和谐，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心情也就比较坦然。政治上虽有“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但张葱玉是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郑振铎先生这个保护伞，也就安全多了。先生们合作得愉快，太太们也相得益彰。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顾湄，以及徐邦达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之间常相过往，在一起度过了几十个“牌桌上的春秋”。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结婚时，因顾湄正患肋膜炎卧病在床，张葱玉就带了女儿前去王府饭店参加婚礼。若干年后到张葱玉的女儿结婚时（1972年），两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郑夫人就带了老佣人唐妈和孙子孙女到南锣鼓巷来贺喜。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满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达夫人是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来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子还是当年从上海带去的（是当时张家仅剩的两件值钱的家具之一，还有一件是张葱玉的书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台面上还嵌有一大块暗红色带花纹的玉石，抽屉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后来在天下大乱的年头家中屡遭盗窃，不得已就卖掉了。当时卖了17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铺上台布，放上几盘糖果，几碗茶水，就算是婚礼了，大家身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高悬在天花板下面。对比张葱玉夫妇上海大东酒楼的二十几桌酒席，回家后又有茅台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别，而时间上只是一代人之差。历史巨变中的豪门盛衰，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与郑家也有一段温馨的交往，在她十岁左右读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去郑家借小人书看。因为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部长，出版社出了书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其中有不少是小人书，堆在书橱的下格里。张贻文一到周末，就提上个小篮子到郑家去。她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篮子里带回去，下周来时再调换。那时就已经有《红楼梦》小人书了，给她很深的印象。她一进门，胖子哥哥（郑尔康）就会迎上来，告诉她哪些是新送来的，可以先看。
张贻文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时的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后，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的时候，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12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五六十年代的工作都是日以继夜的，白天忙完了晚上回到家里，不是埋头写东西，就是接待来访的同事和朋友。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连连赞叹。
据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讲，解放初他被作为国家仅有的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之一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最初主要干部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家属还没来。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写作到很晚。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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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0）
他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间，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建国之初，文物处处长一职原先要徐森玉先生担任的，但徐先生执意留在上海，后来就没有再调处长，由张葱玉这个副处长主持工作。1952年，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佚目》书画，他就立即组织调查，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组织鉴定后，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当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五百多件了，他为此激动地写下了《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一文，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