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
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
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11
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13
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
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淞之廒为一，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可知此张老太爷，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把常州、镇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盐仓统一管理（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民国年间的苏五属盐商公会的雏形），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获利。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4）
当然，他成了这一垄断性的行业中最大的得益者，营销的范围从浙江发展到江苏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外，还在芜湖、宣城、太仓、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宜兴、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亦称“盐公堂”（因不仅有专营盐业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就使张家的家业，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缉私盐（盐枭）之事，历来极为危险，历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国后才被招抚。招抚后还不老实，最后被张静江设计炸死15。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事故多发地段”，想必不动用枪杆子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这真叫老天乐成人之美也，此事是他的亲家庞云钅曾帮了大忙。
张颂贤的亲家庞氏即他的二儿媳（张宝善之妻，张静江之母）的娘家，是南浔另一“大象”庞云钅曾。而庞云钅曾恰恰是商业兼营军火的特殊商人。庞云钅曾（1833~1889）字芸臬，15岁时即去当学徒，在镇上后来成为“八牛”之一的陈熙元的陈裕昌丝行干活儿，满师后已通晓经营蚕丝的经营之道，遂以小本贩运谋利开始，逐渐积累资本，也是一位从“辑里丝”起步发家的传奇式人物。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民国史上很有名气的庞莱臣（虚斋）和庞青城。庞云钅曾在上海经营蚕丝的过程中，结识了杭州的“红顶商人”、胡庆余堂国药号老板胡雪岩，成为莫逆之交。胡雪岩帮庞云钅曾在南浔开设庞滋德国药号，与胡庆余堂挂钩，设药栈和制药工场；而庞云钅曾则帮胡雪岩在上海做蚕丝生意，他们互相合作，互补长短，极为相投。胡雪岩有官方支持，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胆子比庞家大得多。
胡雪岩在结识左宗棠之后，曾受左宗棠之托，向洋商购买军火，以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出征新疆。胡就转托庞云钅曾在沪与洋人联系，从洋行进口军火。庞云钅曾做成了这笔生意，从中谋得暴利，遂又开辟了一项新的财源。在其亲家张颂贤也需要军火来缉私盐时，于他来说，就更是一个顺水推舟、多多益善之事了。后来张家、庞家这两头南浔之“象”的后代中，竟出了两位横枪跃马打天下的人物，即张静江和庞青城，不知是否与当初家族生意中的火药味有关。
据张宝善的孙子，如今已经102岁了的张乃凤先生说，张家的缉私船上是有货真价实的洋炮的，非常神气，那是一艘炮艇，专事巡逻缉私。每年炮艇上的管带在过年时都要来张家汇报业绩，张家自然会给些赏钱。16
张颂贤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宝庆（字质甫），国子监生，以后又捐得花翎候选郎中，可惜长年患病，二十来岁就得忆忡病，“沈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竟先于其父五年而逝（1887年），未能继承和掌管家业，仅有一个儿子即张石铭（钧衡），成为“承重”家业的长房长孙。老大多病，老二自然就肩挑重担了，所以张家第二代当家人就只能是张颂贤的次子张宝善（定甫），即张静江的父亲了。
张宝善（1856~1926）成年后即是父亲生意上的好帮手。他于举业上很不得志，仅由附贡生资格，取得一个户部贵州司郎中的头衔。而实际上一天官也未当过，就在家乡和上海料理家业。其父张颂贤1892去世之后，他又独立操办了10年，至1903年，才与其兄之子张石铭分家。分家后，张宝善仍居祖传老屋，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缮、扩建，又在祖宅东北部辟园为东园（又称绿绕山庄），与其亲家庞云钅曾的宜园（今仍有遗址在，只是已荒废）相比邻。
张宝善把张家的盐业大举向纵深扩展时，还积极发展与盐有关的加工业，接连开办了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泰、张启泰、老裕泰等系列酱园，并在外地大开分号，制作和经营面酱、酱油、辣酱、酱菜、腐乳等南方人喜欢的小碟佳味，几乎垄断了南浔周围方圆50里内的酱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销售。据说仅张家的张启泰酱园就拥有200多只大酱缸，整体规模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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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5）
有了这样的生意，张家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可以作更大的投资了。后来张家在上海开银行，设典当，办绸厂、绸庄，投资房地产，财源滚滚，豪气冲天，已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
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1）
“江南第一宅”
张家老太爷张颂贤经商发家之后，跟所有老派的乡间富绅一样，首先在家乡买房子买地，把自己的“老窝”安顿好。随着南浔“四象八牛”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些“老窝”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奢华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有漂亮、高敞、气宇轩昂的房舍，还多配以幽静的花园，以至于南浔镇除了有“鱼米之乡”的美名之外，还有着“园林之乡”的盛誉。
现在位于南浔东大街上的张静江故居，其基础就是张颂贤的故居。张颂贤逝世十年后，张家两房析产，此处归东号，即张颂贤的二儿子张宝善，取堂号为尊德堂。此时张颂贤的长子张宝庆已经去世，张宝庆的夫人桂太夫人和她的儿子张石铭住在南西街，是张家的启泰酱盐店河对岸的一处更大的大宅院，即有着“江南第一宅”之誉的懿德堂。
懿德堂正门坐西朝东，南墙外一溪之隔是刘家的小莲庄，溪边有小路可通，沿小路一直可走到懿德堂的后门，即缀在高墙西南角上的一个小门。从小门折向北，又是一条河叉。过桥继续向西，就可以走到南浔刘家小莲庄的大门；不过桥而向北，就是懿德堂沿河的西墙。
如此格局可知，懿德堂是个三面绿水环绕的地方，这在风水先生看来，可谓一方风水宝地。因为他们认为“水”是“流通”的，“活水”可以“通财”，屋外流水不断，就会得到财源滚滚的好运了。
跟所有的江南豪宅一样，懿德堂也是一处外朴内秀的重重深院。它的门楼虽有两丈高，但外表上并不过于奢华，看上去是一色的乡间粉墙黛瓦，在幽静恬淡的水边，划了一道黑白相映的倒影。所有的“财气”和建筑的精华部分，都包藏在高墙深院之内。
凡是到过懿德堂的人，几乎无不为之惊叹。倒不完全是因为它规模大，雕琢精美，用料考究，主要是因为它那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海派气韵，以及儒商治家的儒雅风范，使人领悟到这个家族在西风东渐这一历史大潮中的镇定和果敢。
这处宅子占地约8亩，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纵的方面看，大体有五进院落，可是在“中轴线”的两侧，还不规则地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耳院和跨院。如果算天井的话，大概总共有十多个天井。至于房间，当年不知有多少，反正历经百年沧桑后，到目前还存有244间。无论是规模还是奢华程度，都远胜过他们在上海石路的大宅院。
第一进是轿厅，就是来人下轿的地方。这里的通道上有通透的遮檐，遮檐上安着玻璃窗。通道两侧小天井的院墙上有石雕的图案，雕着福禄寿三星和传说中的八仙过海的图像。就连下水道的盖头也是雕花的，雕着象征吉祥的石榴花。轿厅两侧因为有了小天井，就解决了传统豪宅中令人头疼的采光问题，这样不仅轿厅，就连正厅（大堂）的门口都“沾了光”。大门的内侧门楼与院子里面的所有门楼一样，是垂花门，饰有精美的砖雕造型。在四个篆书大字“世德作求”的周围，雕刻了仙鹤、牡丹花、祥云、如意、寿字、松树和古装人物。这四个篆字是张石铭的好友吴昌硕的手笔。传说吴昌硕早年曾在张家当过画师，走出张家之后在杭州创办西泠印社时，张石铭对其有过多次捐助，这些捐助如今都被记录在西泠印社的史册里。西泠印社在2003年已经庆祝过百年社庆了。
第二进是高敞而威严的大厅，面阔三间，是家庭举行重要的喜丧典礼和商议重大事情的地方。大厅的上方高悬着清末状元实业家、与张家有过多次实业上合作的老朋友张謇的手书匾额“懿德堂”三个楷书大字；底下抱柱上雕刻着当时名流们撰写的对联；堂上正中也是名家画的巨幅中堂和题写的对联。中堂下面的红木案桌上，放着两个古瓷花瓶，花瓶两侧又放着两个落地的、镶在红木镜框中的镜子。花瓶和镜子象征着主人的期望，期望日子过得平平静静。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张石铭的生活态度，他一生不做官，不攀附权贵，也不亲自打理生意上的事务，只是埋头于自己的收藏和学问，日子的确过得闲适而平静。
2。懿德堂的两位传奇女人（2）
在大厅的右侧，有一条又窄又长又高的备弄，那是通向第三进和第四进的过道。这样的备弄大院中一共有五条，长短不一，基本都是这样的模式。
抗战胜利以后有一年，张石铭的继配夫人徐清卿带着大儿乃熊（张芹伯）夫妇、老九乃骙（张瞿庵）夫妇、十一乃骃（景裴）夫妇，以及孙子张葱玉夫妇回乡扫墓（那时老七张叔驯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美国，没能参加这次家族集体活动），曾经在这处老宅中住过几天。据如今仍健在的、年已90高龄的张葱玉夫人顾湄女士回忆，这处宅院中的那些备弄非常阴森灰暗，不知有多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似的。备弄的旁边不知什么地方还会突然生出一个小院，或是几间房间。那些小院和房间之间有的相通，有的不通，走进去，简直就像是进了一座迷宫，若没有账房先生和佣人陪同，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无论如何是走不出来的。
大厅的左侧，有一个独立的套院，那是张石铭的书房和小会客室。在辛亥革命之前，这里是他主要的藏书之所，另有一部分藏书存在适园的六宜阁，辛亥革命时，他把其中最珍贵的版本转移到了上海。
从二进大厅的备弄往西走，就是木刻雕花最为讲究的第三进了，这是主人和家眷们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二层楼，格局上呈三间两厢式样，天井并不大，底层是落地长窗。但是从上到下，所有的门窗、栋梁、走廊及楼梯，都被雕刻上极其精美的古代戏文故事，好像是《西厢记》里的剧情。就连屋角檐头的漏斗，也堪称砖雕艺术品，人物的举止情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辛亥革命以后张家人常住上海，这里空闲的时间多，日子长了，木构件便有些松动。但是一旦又有人来住了，房间里增加了些“人气”，湿气增加了，原先松动的木构件就会稍有复原，因而会发出一些声响。这是过去许多老房子都会出现的现象。但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就容易说成“豪宅闹鬼”，讲出去都被吓得毛骨悚然。
抗战胜利后张氏家族回乡集体扫墓，这里又有人住了，到了晚上，大家都在大厅里打牌和闲聊，人多了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只有张葱玉肚子有些不适，先自一个人回房间睡下了。可是不晓得他听见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吓得用被子把头和身体紧紧裹上。等他夫人顾湄进屋，他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后来别人有没有听见那种怪声。
更特别的是楼上朝天井的一圈玻璃窗，镶嵌的是一组多少年也不会积灰的法国刻花兰晶玻璃。现在的导游小姐总是自豪地告诉游客，这些玻璃从来也用不着擦洗的，多少年来总是干干净净的，是一组非常奇特的玻璃。的确，那些玻璃上的图案是菱形的四时花卉鲜果，蓝白相间，晶莹剔透，叶瓣舒卷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