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项重要的考验。金融活动具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特点，而且个别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很可能通过“金融传染”而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酷似核物理上的“链式反应”，危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健。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对于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
但监管是一项极其复杂困难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监管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完善的制度、先进的科技手段等最佳的要素组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在许多国家，历史一再见证“监管失败”的案例。监管未能有效降低金融不稳定与系统性风险。相反，不少国家的监管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压抑”，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经济体，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干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中国的监管体系（从设计到运行）体现了强烈的“行政色彩”，本质上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非真正的“审慎监督”。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尚未能有效处理好“审慎监督”与“金融创新”的平衡，金融机构开设新业务、推出新产品步履维艰，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设立了过多的樊篱束缚。而且，现行监管体系客观上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道德危害”，背离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自然筛选自然淘汰法则。因此，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成为中国金融下一轮整体改革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以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不断改善，并维持金融体系的系统稳定性。
金融与现代化（4）
第七，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显著地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增长取决于生产率，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成长以后，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力图改变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增长方式，走自主创新、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转型，除了增加教育、科技与研发投资之外，金融体系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期风险投资能够为企业家提供创业资本，资本市场不但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后续股权与债权融资，而且可为创业者提供财富货币化的机制与渠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表明，自由竞争与财富创造是刺激科技发明与高风险创业活动最重要、最持久的诱因。单从教育体系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比较而言，前苏联可以说与美国不相伯仲。但是，以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IT革命、生物制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媒娱乐业等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都是发生在美国而非前苏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资本的募集与高效率的使用，为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发明与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
第八，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密切相连。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条件下能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金融现代化必然伴随金融的国际化。
金融国际化有以下两层具体含义：
其一，金融服务的国界日趋模糊，本国金融机构可以在境内也可以在境外设立，既可以为本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可为外国企业和外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样，外国金融机构也可以在本国境内为他国也可为本国的企业与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公司融资、并购重组、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服务。换言之，当本国金融服务市场是开放的，内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保证本国经济能够享受到全球最先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其二，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一方面，外国的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在本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短期证券投资以及为本国居民提供信贷；另一方面，本国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走出去”，能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向外国居民提供信贷。也就是说，资本账户已经高度开放，本国货币无论是在贸易项目下还是在资本交易项目下皆可以比较自由地兑换。
显然，金融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本国经济对于金融服务日趋复杂与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金融资产全球风险分散，从而显著提高预期回报率，乃至整体金融市场效率。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竞争的加剧，资本跨境流动波动性的增加，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利率与汇率政策）和审慎监管制度也相应提出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发展上也有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德国、日本、意大利与西班牙的金融体系受政府干预管制较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法律缺失，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的不足，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金融业缺少国际竞争力。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国家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具有较高的效率、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在外部冲击面前其反应也更为灵敏，调整更为迅速，从而在较长的时期展现了更强的系统稳定性。日本是典型的制造业强国，却是金融服务业的弱国。而美国和英国拥有全球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体系。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金融业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后者仰赖于有效的法治、审慎监管、教育与人才、资讯透明、自由竞争与市场开放等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法律、社会、教育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因素。如果金融体系能够健康地发展，它就能够大大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提高投资效率与生产率，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现代化离不开金融现代化，而金融现代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终极的显著标志。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2007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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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1）
中国银行体系问题的症状
与只有短暂历史、尚不够成熟的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相比，银行部门的信贷规模要大得多，它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要。例如，1998年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是GDP的120％，而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市场上A股和B股的市值总和还不到GDP的25％，见表1。
表1 银行和资本市场（占GDP百分比）
1992（％） 1998（％）
国内信贷
股票市场市值 NA
上海 NA
深圳 NA 10
债券市场市值 NA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体系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这四大巨头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截至1999年3月底，国内信贷余额达万亿人民币。其中，这四大巨头的信贷额占信贷总额的近72％，见表2。
表2 国内信贷未偿额 （选择的年份，期末）
1980 1985 1990 1993 1996 1997 1998 1999
国内信贷（10亿人民币） 242 593 1 669 3 481 6 641 7 868 9 442 10 186
国内信贷（占GDP百分比）
其中四大银行（10亿人民币） 2 558 4 578 5 663 6 782 6 872
四大银行（占总信贷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
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长期的效益低下，资本不足，尤其是不良债权比例过高。1997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是11 560亿美元，总利润为18亿美元。而汇丰（HSBC）这家核心业务在香港的国际银行，同年的总资产是4 717亿美元，税后利润却达到55亿美元，如表3所示。
表3 亚洲地区银行盈利比较
税前利润（10亿美元） 税后利润（10亿美元） 总资产（10亿美元） 总股权（10亿美元） ROAA（％） ROAE（％）
1997年
中国银行 1 653 1 122 268 558 10 555
中国建设银行 1 239 226 210 445 6 105
恒生银行 1 399 1 209 51 190 6 423
曼谷银行（不包括分支行） 272 130 29 255 2 145
HSBC 8 130 5 487 471 686 27 080
1996年
中国银行 2 275 1 063 249 988 9 501
中国建设银行 1 219 580 196 471 5 541
恒生银行 1 254 1 099 50 271 6 244
曼谷银行（不包括分支行） 1 223 817 44 946 4 184
HSBC 7 052 4 852 402 377 25 833
注：ROAA =净利润/平均资产
ROAE =净利润/平均股权
资料来源：有关公司报告、高盛银行业小组估计
利润率低下导致银行自有资本不足，甚至日趋下降。据官方透露，在1998年中央政府一次性注资之前，中国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由于没有经过适当的风险权重调整，中国对平均资本充足率的定义其实是相当宽松的。
资本不足削弱了银行消化潜在贷款损失的能力和偿付能力，而且很有可能会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在中国不良债权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比率很高，但对不良债权率却很少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官方数字，不良债权为贷款总额的20％，坏账比率大约在6％。
据金融业和学术机构的一些分析人员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率要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大约在30％～60％之间。由于中国金融信息的透明度较差，很难判断上述估计是否准确。但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官方的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不良债权的真实水平。政府通常将贷款划分为三种类型：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和无法收回的贷款，官方对不良贷款率的数字估计正是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与国际通用的分类标准相比，中国的划分体系不够严格。举例来说，在中国，如果贷款超过360天借款人没有还本或付息，那么该贷款就被认为是不良债权，而其国际通用的标准为90天。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2）
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8月在广东省试点推行贷款分类新标准的结果表明，如果按较严格的五级分类标准，该省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率可能要高于45％。当然，也许广东省银行体系不良债权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高。无论如何，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新的贷款划分标准的话（中国政府也正准备这样做），银行体系不良债权比率可能会远远高于有关政府部门目前估算的26％的水平。
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奢望可以找到一个衡量中国不良债权比例的最准确估计。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研究人员，他们在试图计算中国不良债权比例时都会发现，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过时的会计和审计体系以及较低的透明度。从目前所有对不良债权比率的一系列估计中，中国坏账问题的严重程度依然可见一斑。与亚洲各国进行比较，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率仅低于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中的不良贷款（NPL）比率
注：Current NPL—目前不良贷款；Peak NPL—高峰时期的不良贷款；CN—中国；INDO—印度尼西亚；MAL—马来西亚；PHIL—菲律宾；THAI—泰国；HK—香港；KDR—韩国；SING—新加坡；TAI—台湾。
资料来源：有关国家中央银行简报、CEIC、高盛公司评估报告
对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
银行体系是一个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枢纽。实践表明，银行体系的问题通常会妨碍货币政策的实施，降低其效果。
自1998年以来，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额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量减少，所以，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却并未对央行的政策调整作出积极的反应。由于背负着大量不良债权的压力，银行对发放新的贷款十分谨慎。其结果是，虽然这一时期信贷条件放宽了，可贷款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慢，如图2所示。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存款储备金率从13％下调到8％，但银行的总储备金却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当银行持有的资产组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良债权时，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储户 挤兑。
图2 国内信贷增长
资料来源：有关政府当局、CEIC
银行问题使中国人民银行大幅度下调利率非常困难。一方面，存款利率大幅度下调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提款，从而威胁到银行的正常运作，甚至生存。另一方面，降低贷款利率会减少银行的利差和利润率，从而使银行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在放宽货币政策时显得裹足不前。也恰恰是出于对银行体系问题的担心，在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财政政策作为刺激内需以维持增长的主要工具。
对真实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银行是最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工商业最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因而，银行体系的脆弱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和国有企业重组所带来的内需不振。为了走出困境，中国本应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银行体系的脆弱无疑大大增加了此任务的难度，最终导致信贷条件紧缩，实际利率升高。
信用紧缩 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处于困境中的银行都不得不紧缩信贷，收缩其负债平衡表。自1998年初以来，中国的银行迫于政府的压力开始清理不良债权，提高其贷款组合的质量。其结果是，信贷条件出现反周期的紧缩。很多分析家宣称，有关综合数字表明，国内的信贷额仍然在以每年14％～16％的速度增长，因而信贷条件并没有紧缩。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数字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的确，银行仍然在向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但大量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如乡镇企业和其他私有企业等）所获得的贷款却在不断减少。这种趋势无疑令人担忧，因为中国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部门承受了信贷紧缩的全部压力。这不仅削弱了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而且还与中国总体改革目标相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3）
实际利率飙升 因银行问题引起的信用紧缩也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同时，名义利率的调整却受到了限制。这主要是出于利差缩小和可能发生挤提两个方面的考虑，因为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结果，实际利率爬升至历史的最高点，不仅抑制了私人消费，而且加重了借款者偿付债务的负担，1993—1999年的实际利率如图3所示。
近期，中国的实体经济活动有所放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暂时性需求不振，而信用紧缩和实际利率飙升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