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边防的将帅是心知肚明；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
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老于兵事的兵部尚书王在晋指出：“‘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动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而且毛文龙身为儒将；不是单纯的和后金硬碰硬；长期以来，毛文龙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具体说来；就是对后金的满汉军官进行策反；迫使他们反正；至少也要传递情报；不能绝对忠于满清。
对于铁杆的汉奸；鞑子毛文龙灵活的使用反间计；投书于顽固不化的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里面一些模棱两可的作用，借助努尔哈赤多疑；好杀的性格；造成后金的猜忌、自相残杀，借敌之手以灭敌；起到了战场上做不动的作用。
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对于毛文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反间计努尔哈赤毫无办法；只能一次次的招降；请求毛文龙中立；到天启五年（1625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又抓住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奸细，束手无策的努尔哈赤；于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招降失败后，又一次至书毛文龙招降，毛文龙亦未理睬。
努尔哈赤之死；其实还是个疑案；
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
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但是毕竟也不能排除伤口感染；疾病潜伏期长的因素；史书同样记载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痛苦难忍；于是一向谨慎小心的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间，在死前曾出沈阳，前往狗儿岭附近的汤泉洗浴。毛文龙安插在沈阳城里的奸细耿仲明，立刻探知这一情况并飞报东江。毛文龙派遣了千总毛永科、石景选率领一个百余人的小分队于八月初十夜袭汤泉，努尔哈赤八月十一日回城并死于途中。
毛文龙自己也是以东林党人自居；还多次被阉党成员潘士闻、杨国栋等弹劾；也坚决不立魏忠贤的生祠；那么为什么又被东林党人钱龙锡和袁崇焕陷害；假传圣旨处死了呢？
这就得讲一下大明官场的潜规则了。大明朝的官场；推荐重用的人决定了一个人的官场派系…而推荐毛文龙的是东林党人王化贞；王化贞这个人是叶向高的弟子；属于东林党人中的叶派；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不是一个派系的。
广宁惨败之后；面对虎视眈眈的魏忠贤；东林党人中的叶派；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围绕着惨败而归王化贞的问题；起了一场内斗；
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从实际出发；认为王化贞的罪责广宁惨败之中的罪责明显大于熊廷弼；这个事情说不过去；主张放弃王化贞；不给魏忠贤借口。但是如果王化贞承担主要责任；那么魏忠贤可以借此打击王化贞的老师叶向高………史实上是熊廷弼死；王化贞入狱；叶向高就不得不辞去首辅的职务；一旦王化贞承担主要责任；叶向高的下场就很难说了。
因此围绕着王化贞熊廷弼谁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叶向高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的矛盾激化了；虽然叶向高是一个正人君子；不过为了自己不被牵连；也不得不火力集中在熊廷弼身上；叶向高认为毕竟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矛盾是楚党和东林的党争；而让叶向高王化贞师徒两个负担整个东林党的风险；也是实在是坑爹……。
但是杨涟左光斗等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熊廷弼虽然是楚党；却是完全可以拉进来东林党来的；事实上熹宗初立，此时杨镐的叔父杨渊怪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反把他押解进京，所以联手与熊廷弼不睦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尚书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熊廷弼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明熹宗下诏熊廷弼于狱。左辅杨涟上疏挽救，才下旨革熊廷弼职。
而熊廷弼立刻接过了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橄榄枝；为了对东林党表示好意；站在东林党一边对魏忠贤大加攻击；传言有杨涟弹劾阉党的奏疏就出自熊廷弼之手！
天启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熊廷弼上《辩张本兵疏》，指出阉党张鹤鸣是王化贞的后1台，广宁失守的真正罪魁祸首：“河西所以断送之，故虽由抚臣王化贞而主令决战以致其七进七退环兵速败者，张鹤鸣也。纵恿用间用贿用兵辽将以致于佯退卖阵谋缚献者，张鹤鸣也。兵马钱粮器械尽送广宁，不容关上留用，不为登、津处窘经略如穷人无归者，张鹤鸣也。驻扎关上调度三路有救严勒兵将控扼山海，有论广宁进兵方出策应屡付兵马下部议覆皆有旨而皆抗违不遵，百计破坏者，张鹤鸣也。”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发现如果牺牲王化贞，甚至可能通过打击阉党张鹤鸣来最终打到魏忠贤，也纷纷开始保熊，攻击王化贞！
而王化贞老师叶向高与魏忠贤的关系也是相当可疑，魏忠贤重修西山碧云寺，叶向高为之撰记，对魏忠贤大为称颂。魏忠贤杀王安，叶向高也上疏指斥王安，支持魏忠贤。东林干将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叶向高又压制周宗建，称赞魏忠贤“即满腹诗书者不能道，奈何以不识字自谦哉”，事情不了了之。以东林后来的标准，叶向高肯定够上逆案名单，而且名在前列。
杨涟一事，叶向高也是试图将东林和阉党双方都压下，杨涟等人遂痛恨叶向高，有些东林甚至认为叶向高是阉党智囊。叶向高自己在奏疏中批露：“举朝哄然，即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疑为忠贤画策，当以焦芳同传矣”。
于是随着王化贞这个导火索，
杨涟和叶向高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
【这一点，当年明月这位著名作家还感慨了一番——实际呢，我觉得这位
著名作家看世界纯是文学家的视角，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以为东林党就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果很多事都没看懂】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处以死刑。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书替熊廷弼辩解，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师叶向高，王化贞和魏忠贤勾结，让魏忠贤得以用受赂的罪名击倒杨涟左光斗等人，杨涟左光斗一派的东林党人皆入大狱，然后纷纷被杀……。
魏忠贤能速胜东林党，和东林党内东林党人中的叶派；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内斗，无法形成合力，有着巨大的关系。
而由于王化贞倒戈，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叶向高也得以辞官，算是逃过了牢狱之灾……
当然因为叶向高威望极高，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其实都是叶向高提携，保护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叶向高，就没有东林党，虽然阿谀魏忠贤，东林党人也不敢把叶向高说成是阉党，而且叶向高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杨派关于熊廷弼王化贞谁承担主要责任的斗争，也是为了自保，情有可原，不过王化贞这个导致东林党全盘崩溃的叛徒，就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东林党了，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阉党【虽然这哥们一直到崇祯五年（1632）被斩首时，之前一直在蹲大牢，魏忠贤都没救他出来】。
政治这东西，大人物才有权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文贵武贱的明朝，毛文龙只能被东林，被阉党，由于王化贞反戈一击，成为东林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毛文龙就不幸的被打成东林叛徒，甚至阉党的门人，被开除出东林党了——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东林党人，比如钱龙锡等人的意见，而孙承宗和钱谦益等东林党人依然认为毛文龙是东林党人，钱谦益曾作〈寄东江毛总戎文龙〉，孙承宗曾作〈塞翁吟〉诗词来肯定毛文龙的功劳。
138倒霉的毛文龙
而毛文龙倒霉的地方还不止于此，魏忠贤为了占据大义，指责熊廷弼放弃了山海关外的所有据点，这是明朝所有叛徒汉奸想做却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根本不顾他丢给努尔哈赤的是一个千里无鸡鸣的辽东，熊廷弼这么做到了坚壁清野的效果。用东林党人惯用的占据道德高地，不顾实际的办法指责熊廷弼以及支持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观点——放弃那么多的辽东土地，就是他的不对。
魏忠贤这么做，从政治上极为高明的一招，但是对明朝对后金的策略来说，就起到了相当不妙的影响，事实上，后金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由于努尔哈赤的滥杀，衣食都不足，加上，毛文龙各种阴招的死缠烂打，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等等，熊廷弼坚壁清野的方针有效地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完全可能让后金失败在战场之外。
魏忠贤这高调一起，迫使以后的每一任辽东统帅都不敢用坚壁清野对付后金，反而要在野战完全不是后金对手的情况下，主动进攻，对后来的诸多战局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辽东四年的时候，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熊廷弼不与满洲争一时长短，休养生息的招数，三年不和后金主动交战，但是为了名义上的收复土地，不得不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按照现在的一些人的标准，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实际上在孙承宗手里，守得相当稳健，满洲绝对优势的兵力也没有找到大胜的机会，把满洲擅长的野战决胜，变成了明朝占优势的双方对峙，拼国力消耗，在战略上就是大胜。
但是，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给魏忠贤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魏忠贤不得不对孙承宗发起了攻击，加上柳河之败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孙承宗不得不辞职。
实际上呢？无论是孙承宗上任之前，和之后明朝面对建州都是大败连着大败，孙承宗稳固局势之余，在战术上有一点失败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毕竟面对强敌，连一场战术失败都没有就连连获胜——那是了吧……
很多人都认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战略一脉相承；都是修碉堡的；实际上孙承宗是想利用毛文龙和蒙古两翼骚扰满清；关宁锦防线主守；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
而袁崇焕的战略是五年平辽；假如不想和满清议和的话；就必须出动大军和满清决战了；两者战略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而后者在满清第一次破口的同时；表现出了袁崇焕寄予厚望的关宁军根本没有野战战胜满清的能力；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显然不是议和就是冒进；和孙承宗的消耗战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能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就是一说；实际上本人就是吹牛；这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孙承宗战略正确的一方面；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没有被朝野认可；政治正确；战略上不正确的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恢复了辽东土地；历认督师都不敢采取收缩山海关的正确策略；同时无视了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讧连连；无力牵制建奴的事实；一再往关宁锦防线投入大量的军队；被皇太极各个击破；明朝的国力；各地的强军消耗殆尽这就不是孙承宗的本意了。
而且视关宁锦防线的战略还导致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关宁军为台前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关宁锦防线作为要挟；辽饷为名；每年吞噬了大明朝国库本就不多的几百万银子。
所谓辽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税收本身看似不算多；但是因为明朝的商业税收实在太低；又时常无法征收上来；于是基本加到了土地税身上；而且明朝读书人；藩王天地不交税的特权土地也相当多；所谓辽饷最终落到了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于是加大剥削；促使农民破产；流亡；成了灭亡明朝的农民战争的土壤。
但是辽饷能不能不收或者少收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辽饷的前期；主要的得益者与其说是关宁军；还不如说是围绕辽饷；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更明确的说；如同南方的官员把收商人保护费当做财源一样；北方经手辽饷的官员；同样把辽饷作为了一门生意。
做生意的；货物品质不好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有同类的货物竞争；那可就不好办了；辽饷数额巨大；副作用也是极为惊人；偏巧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一比；疗效又是相当差；自然就让皇帝这个买单的非常不满意；那么围绕辽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恨毛文龙入骨才怪…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么！毛文龙第一个强大敌人已经出现了。
毛文龙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吃独食；不给文官们按照惯常潜规则瓜分军饷的机会；毛文龙为了保证东江军的军饷不被文官们大量截留；监军的是太监；核查军队人数的也不用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核查；只让与之无关的太监和京城的文官们进行核查；使得登莱文官们很少能分到东江军军饷的好处；结果是让毛文龙和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关系恶化了这是毛文龙第二个强大敌人。
毛文龙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过于爱民；深得辽民之心…毛文龙的骚扰战术；最需要的就是后金内部辽民的配合；所以对于拼死潜逃到东江的辽民一律收留…大明朝的规矩么；文官爱民那是清正廉明；武官你爱民干什么？是想割据还是自立呢？何况你毛文龙还远在东江，还不受文官节制，毛文龙这招在军事对敌方面可以获得一百分，在朝廷的文官眼里那可就是负一百分了……
所以说，毛�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