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立足西蜀、侵略中原的计划。孟获在西蜀的后方，诸葛亮想要安心北伐，后院自然不能起火。但是边疆的蛮族向来不好征服，即便征服了，因为天高路远，一旦再次反叛则之前的军事成果立即化为乌有。所以诸葛亮在出征之前，马谡就向他建议：“南蛮倚仗地远山险，不服从管理很久了，所以尽管丞相大军到那里后会马到成功，但班师之后一旦我们北伐曹丕，蛮兵得知我们内部空虚，一定还会出尔反尔，密谋造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攻下蛮族的心。”诸葛亮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果然，诸葛亮的谋略水平远非蛮夷可比，在兵力上也占据优势，所以蜀军主力一到达泸水，就用诱敌之计轻易将孟获捉拿。诸葛亮虽然释放了孟获，但是孟获本人并不领情，还放言说：“山僻路狭，误遭汝手，如何肯服！”孟获获释回到营寨，对诸葛亮的谋略也暗自心惊，于是打算采取拖延战术。他把泸水之上所有的船只都拖到南岸，想把蜀军限制在泸水以北，等蜀军水土不服自行撤走。不料诸葛亮通晓天文地理，知道泸水下游水浅流速慢，于是派三千军马从孟获毫无防备的下游偷渡过河，偷袭了孟获的粮仓。孟获迁怒于手下将士，反而被手下趁其睡觉时抓获。此次被擒，孟获又说自己是被自己人出卖，不算战败，不能服气。诸葛亮见孟获仍不心服，再次将其释放。其后诸葛亮又多次识破孟获的计策，第三次被擒孟获已经“低头无语”。最后诸葛亮火烧藤甲兵，第七次生擒孟获。孟获垂泪说道：“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表示自此之后不再造反。经过此次南征，以孟获为首的西南蛮夷从此忠于蜀国，诸葛亮得以安心进行北伐，由此拉开了他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序幕。
诸葛亮七擒七纵，绝非感情用事，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政治上利用孟获的影响，稳住南方；在地盘上，乘机扩大疆土。在军事谋略上，有“变”“常”二字。释放敌人主帅，不属常例。通常情况下，抓住了敌人不可轻易放掉，以免后患。而诸葛亮审时度势，采用攻心之计，擒之纵之，主动权操在自己的手上，最后终于达到目的。这说明诸葛亮深谋远虑，随机应变，巧用兵法，是个难得的军事奇才。
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名将石勒闻讯后，打算消灭王浚的部队。王浚势力强大，石勒恐一时难以取胜。他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要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说，现在社稷衰败，中原无主，只有你威震天下，有资格称帝。王子春又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得王浚心里喜滋滋的，信以为真。正在这时，王浚有个部下名叫游统的，伺机谋叛王浚。游统想找石勒做靠山，石勒却杀了游统，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一招，使王浚对石勒更加放心了。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粮食，王浚却不顾百姓生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决定亲自率领部队攻打幽州。这年四月，石勒的部队到了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他突然被石勒将士捉拿时，才如梦初醒。王浚中了石勒“欲擒故纵”之计，身首异处，美梦成了泡影。
欲擒故纵就是以退为进，使其心服口服，甘拜下风。取法其上，适得其中。纵敌不是要使敌人日益强大，而是要消耗其体力，瓦解其斗志，以便顺利擒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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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1）
类以诱之，击蒙也。
【释义】
用类似的东西并去诱惑敌人。诱惑成功后，便可打击这种愚蒙之人了。
诱敌之法甚多，最妙之法，不在疑似之间，而在类同，以固其惑。以旌旗金鼓诱敌者，疑似也；以老弱粮草诱敌者，则类同也。
通过抛砖，能引出种种的宝玉。但是再名贵的宝贝，都比不上一个人的信任。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的故事。秦孝公时期，秦国也只是西方的强国，对于中原各国的事务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尽管多年以来实力也在缓慢增长，那也是因为中原各国彼此攻击给秦国留下了发展空间。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希望能够通过一次彻底的改革来提高秦国的实力，这种想法主要是受了邻国的启示。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魏国称霸中原几十年，变法的力量已经获得公认。秦国本身是奴隶制度残存最为严重的国家，大贵族对于国家的贡献寥寥，却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占有着大量的人口，浪费着巨大的生产力潜能。急于图强的秦孝公想要聘请一位雷厉风行的法家人物，进行一个总的改革。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当他来到秦国和秦孝公一番畅谈之后，秦孝公决定起用商鞅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作为一个法家人物，商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消除贵族和平民身份鸿沟，以军功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形态，建立保甲制、小农的土地制度和宗族家长制，任务非常复杂。然而商鞅则认为，首要的任务不是这些，而是获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因为在一个贵族和贱民二元分割的社会里，要打破这种贵族垄断，就要获得贱民阶层对改革的认可。取信于民，是法家政策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讲究“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就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的改革契约。
但是这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在当时的社会基本不具备可能性，因为在奴隶主当政的时代，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身份和国家义务上的鸿沟。统治阶级依靠先天获得的高贵身份来实施统治，奴隶和普通百姓服劳役提供国家财富，在两者之间只有绝对的服从，彼此的信任因素比较淡薄。加上秦国是西方的国家，向来被认为近似于夷狄蛮族，所以在统治方式上比较血腥野蛮，老百姓和贵族之间的关系缺少亲近感，更谈不上彼此信任。
为了获得这种信任，商鞅在当时的首都栎阳城进行了一次改革的推广活动：他在栎阳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木头不高也不粗，然后公然宣称，如果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北门扛到南门，便能获得五十金的赏钱。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全城都沉浸在惊讶、猜测和激动当中。五十金是普通百姓很难挣到的，但是百姓对于商鞅也存有不信任感。大家都围在北门对着那根木头指指点点，但是谁也不敢出手一试，都害怕钱没拿到却丢了小命。这时有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看到赏金丰厚，自认原本一无所有，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于是走上前去抱起木头就往南门走，不一会儿流浪汉就来到南门。商鞅听说后，立刻赶到现场，当众向这个流浪汉兑现赏金。看到这个衣衫不整的穷鬼一下子翻身做了有钱人，大家都后悔莫及。人们从此相信了商鞅，各项政令的推进从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2）
唐代诗人常建，听说赵嘏要去游览苏州的灵岩寺。为了请赵嘏作诗，常建先在庙壁上题写了两句。赵嘏见到后，立刻提笔续写了两句，而且比前两句写得好。后来文人称常建的这种做法为“抛砖引玉”。此计用于军事，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诱骗敌人，使其懵懂上当，中我圈套，然后乘机击败敌人的计谋。“砖”和“玉”，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砖”，指的是小利，是诱饵；“玉”，指的是作战的目的，即大的胜利。“引玉”才是目的，“抛砖”是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钓鱼需用钓饵，先让鱼儿尝到一点甜头，它才会上钩；敌人占了一点便宜，才会误入圈套，吃大亏。
公元前700年，楚国发兵攻打绞国，大军行动迅速。楚军兵临城下，气势旺盛。绞国自知出城迎战，凶多吉少，决定坚守城池。绞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楚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两军相持一个多月。楚国大夫莫傲屈瑕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绞城只可智取，不可力克。他向楚王献上一条“以鱼饵钓大鱼”的计谋。他说：“攻城不下，不如利而诱之。”楚王向他问诱敌之法。屈瑕建议：趁绞城被围月余，城中缺少薪柴之时，派些士兵装扮成樵夫上山打柴运回来，敌军一定会出城劫夺柴草。头几天，让他们先得一些小利，等他们麻痹大意，大批士兵出城劫夺柴草之时，先设伏兵断其后路，然后聚而歼之，乘势夺城。楚王担心绞国不会轻易上当，屈瑕说：“大王放心，绞国虽小而轻躁，轻躁则少谋略。有这样香甜的钓饵，不愁它不上钩。”楚王于是依计而行，命一些士兵装扮成樵夫上山打柴。绞侯听探子报告有樵夫进山的情况，忙问这些樵夫有无楚军保护。探子说，他们三三两两进出，并无兵士跟随。绞侯马上布置人马，待“樵夫”背着柴禾出山之机突然袭击，果然顺利得手，抓了三十多个“樵夫”，夺得不少柴草。一连几天，果然收获不小。见有利可图，绞国士兵出城劫夺柴草的越来越多。楚王见敌人已经吞下钓饵，便决定迅速逮大鱼。第六天，绞国士兵像前几天一样出城劫掠，“樵夫”们见绞军又来劫掠，吓得没命地逃奔，绞国士兵紧紧追赶，不知不觉被引入楚军的埋伏圈内。突然伏兵四起，杀声震天，绞国士兵哪里抵挡得住，慌忙败退，又遇伏兵断了归路，死伤无数。楚王此时趁机攻城，绞侯自知中计，但已无力抵抗，只得请降。
公元690年，契丹攻占营州。武则天派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四员大将西征，想夺回营州，平定契丹。契丹先锋孙万荣熟读兵书，颇有智谋。他想到唐军声势浩大，正面交锋，于己不利。他首先在营州制造缺粮的舆论，并故意让被俘的唐军逃跑。唐军统帅曹仁师见一路上逃回的唐兵面黄肌瘦，并从他们那里得知营州严重缺粮，营州城内契丹将士军心不稳。曹仁师心中大喜，认为契丹不堪一击，攻占营州指日可待。唐军先头部队张玄遇和麻仁节部想夺头功，向营州火速前进。一路上，还见到从营州逃出的契丹老弱士卒，他们自称营州严重缺粮，士兵纷纷逃跑，并表示愿意归降唐军。张、麻二将更加相信营州缺粮、契丹军心不稳了。他们率部日夜兼程，赶到西硖石谷，只见道路狭窄，两边悬崖绝壁。按照用兵之法，这里正是设埋伏的险地。可是，张、麻二人误以为契丹士卒早已饿得不堪一击了，加上夺取头功的心情驱使，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唐军络绎不绝，进入谷中，然而，路途艰难，行进迟缓。黄昏时分，只听一声炮响，绝壁之上，顿时箭如雨下。唐军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孙万荣亲自率领人马从四面八方进击唐军。唐军进退不得，前有伏兵，后有骑兵截杀，不战自乱。张、麻二人被契丹军生擒。孙万荣利用搜出的将印，立即写信报告曹仁师，谎报已经攻克营州，要曹仁师迅速到营州处理契丹首领。曹仁师早就轻视契丹，接信后深信不疑，马上率部奔往营州。大部队急速前进，准备穿过峡谷，赶往营州。不用说，这支目中无人的部队重蹈覆辙，在西硖石谷遭到契丹伏兵围追堵截，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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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释义】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语出《易经·坤》卦。坤，卦名。本卦是同卦相叠（坤下坤上），为纯阴之卦。引本卦上六，《象》辞：“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是说即使强龙在田野大地之上争斗，也还是走入了困顿的绝境。比喻战斗中擒贼擒王谋略的威力。攻胜则利不胜取。取小遗大，卒之利、将之累、帅之害、攻之亏也。舍胜而不摧坚擒王，是纵虎归山也。擒王之法，不可图辨旌旗，而当察其阵中之首动。昔张巡与尹子奇战，直冲敌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迎欲射子奇而不识，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中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摧毁敌人的主力，抓获敌人的首领，就可以瓦解它的整体力量。群龙无首的队伍，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斩首行动其实并不新鲜，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历来是战场上的制胜秘籍。公元403年十二月，已经身为楚王的东晋权臣桓玄，威逼晋安帝司马德宗让位于己，建国号楚。桓玄称帝后，东晋大将刘裕立即和手下将领谋划讨伐桓玄，意图借此控制东晋朝廷。双方交战之后，桓玄战事不利，于是向江陵撤退，同时留下自己的手下何澹之镇守湓口阻挡刘裕的军队。何澹之为了隐蔽自己，就把统帅的指挥船用羽旗装饰了一番，让人一看就是帅船，而他自己则躲入另一艘船中进行指挥，以为这样就可以迷惑敌人，保护自己。
刘裕的大将何无忌率水军来到湓口，两军在江面上交战，何无忌命令军队全力攻击这艘羽船。诸将都很不理解这个决定，纷纷阻止他说：“将军，据我们的探马获得的准确情报，何澹之并不在这艘船上。同时，这艘船上的守卫力量很强，我们费尽力气才能攻下来，而且攻下这艘船也没有用。”
何无忌说：“你们说得不对。尽管他不在这艘船上，船上守卫的兵力也很强，但是只要我们多用兵力，配合强弓硬弩进行攻击，一定能俘获这艘船。何澹之虽然在另一艘船上进行指挥，但是他的士兵们未必知道这件事，如果看到我们占领帅船，一定会以为主帅已死，我军将士也会以为敌军首脑毙命，那时我军士气更加旺盛，而敌军则更加恐慌，恐慌会大大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样就会彻底打败他们。”
将领们将信将疑，但也只好全力攻打这艘羽船，经过艰苦的作战终于占领了这艘船。按照何无忌的命令，晋军一占领羽船，士兵们就在船上大声呼叫：“何澹之死了！何澹之死了！”叛军听后军心涣散，不由又惊又怕，全都闻风而逃。何无忌率军乘势追杀，晋军大获全胜。
军队中将军的地位就是如此的重要，因此才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说法。何澹之并没有被俘虏，但是他手下的士兵一看到他的座船失守，立即土崩瓦解，这再次说明了擒贼擒王对战役胜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经过几年的征战，天下大势已经明朗：除了唐朝的实力比较强大之外，以河南为大本营的郑王王世充以及在河北的夏王窦建德也实力不弱。李世民刚刚剿灭了在大唐后方时时窥伺的刘武周，后方已经安稳。于是公元621年李渊派李世民直捣王世充的老巢洛阳。李世民以骑兵为前锋，王世充的军队以步兵为主，经不起骑兵的冲击，因此屡战屡败。王世充没有克敌制胜的办法，只好采取龟缩战术退回易守难攻的洛阳城中，李世民全面包围了洛阳。王世充看到形势不利，就向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看到双方两虎相争，已经有所消耗，再加之也不希望唐军获得优势，于是毫不犹豫引兵西进，来解洛阳之围。
窦建德有二十万人马，李世民的骑兵锐不可当，双方在虎牢关相持了很长时间。窦军久攻不下，他手下有谋臣建议窦建德放弃虎牢关，而应趁唐军精锐被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