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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撤逃西昌计划，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作了最后决定的。当时，困为解放军的前头部队，南面已攻到新津河对面，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已攻到简阳、仁寿；北面已攻占了绵阳，正向广汉挺进。这就使刚刚还吹过甚么“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发急了！他乃决定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于是，立即拍电蒋介石请示：（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挡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沪定及雷波。
蒋复电令胡宗南率领部队突围，并准派运输机二十架载运逃西昌的人员。这一命令，是二十一日早上到达的。胡当即指示亲信人员按计划部署。但他自己究竟是照蒋的指示“率部”而逃，还是乘飞机而逃，一时七上八落，下不定决心。因为假如随军而逃，实在怕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到了必不得已时，也难于有“成仁”的勇气；若是乘飞机逃走，蒋电又要他“率部突围”、并未明示他可以从空中逃生。所以弄得他既惶恐，又不安，万分焦灼。
但是，究竟一条性命是现实的，是最关紧要的，所以他又要罗列随时控制两架飞机。也正是因为结果是乘飞机逃走的，所以蒋介石才说他“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可笑。
胡宗南既然获准将主要人员运往西昌，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与罗列二个秘密商定准予乘飞机逃往西昌人员的名单，并即由罗列分别秘密通知。通知时也没有把事情讲明确，有的人被通知在二十二日晨六时以前，携带简单行李到新津开会，有的人被通知于同日同时到新津机场候命。
当时被通知的人，有住在成都励志社的“川陕甘边区绥署”陇南分署主任赵龙文、副主任缪澄流，“川陕甘边区绥署”秘书长兼“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元晖，“川陕付边区绥署”党务特派员兼胡宗南驻川代表林树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处长汪震及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等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及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扩情，本在被通知之列，但其时忽告失踪，遍寻不得。至于远在温江的“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等，均未接通知。但其中袁朴耳长腿快，自己在、二十二日晨赶到机场，避着胡宗南硬挤上了飞机。
赶新津的人行到中途，忽遇罗列所派出的副官在路上拦车，叫他们转赴双流机场集中。原来其时新津方面情况已很紧急，大家听到新津和仁寿方面的炮声十分激烈。
各人转到双流机场，在当天中午，分乘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双流的运输机起飞。原定直飞西昌的，后因天气不良，乃改飞海口。
乘飞机逃往海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副处长李廉、机要室主任王微，高参室主任蔡綮，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少将高参王炳炎，参谋处长裴世予，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及政治特派员熊超，陕西省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南郑区行政督察专员潘元等等。此外，则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主要职员和文卷、电台，胡宗南的卫士连亦同机而逃。这些人和东西，一共用了二十架运输机，于当晚九时降落海口机场。各人分住旅社和学校，听候胡宗南的命令。而胡宗南等人所乘的飞机，于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起飞，当天下午七时到达三亚。
胡宗南是逃得相当狼狈的。这两天，他纷纷召开会议，二十二日晚上，还和罗列等人在新津开了整夜的会，原来决定分三路突围的，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九十军军长周士瀛等均主张改用大兵团兵力，向雅安方面突围，讨划乃予修正。二十三日早上，他们由新津回到成都，北路解放军的尖兵，已快要进抵新津。胡宗南觉得已来不及再向蒋介石请示，乃赶忙带着罗列等几个人，坐上飞机起路。
至于在温江的周士冕、袁朴、丁德隆等人，二十一日晚上，听到新津方面的炮声愈来愈烈，甚至机枪声也隐隐可闻，知道情势已迫，乃决定于第二大逃返成都。岂料第二天早上，袁朴已踪影不见，别的一些人也已逃走，周士冕和丁德隆乃赶快乘车逃返成都去找胡宗南。其时胡宗南已在卷铺盖状态，他们才得附机而走，否则就被丢下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胡宗南从三亚电令已逃到海口的蒋竹（“西南军政长公署”副官处长、胡的表侄）、张正廷（胡的随从副官）、戴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经理处长）、蔡剑秋（经理处副处长）、李犹龙、裴世予、蔡綮、王炳炎等人，留在海口，准备随他同飞西昌。其余人员，准自由设法去台湾。其时，谁都想逃去台湾而不愿去西昌。袁朴更未奉命令，即已逃往台湾，于是胡又叫人在海口放出一个空气，说袁逃台后已被毙了（其实袁被扣留了几天倒是事实，枪毙则绝无其事）。各人际到这个消息，谁也不敢私逃，只好留海口候命。蒋帮日落西山，上上下下号令难行，尔虞我诈，竟成了上官驭下的主要方法了。
十月二十六日，胡宗南由亚飞到海口机场，住在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办公处。与胡同机飞到的有沈策和周士冕，是奉令随胡去西昌的。周士冕本亦不愿再去西昌，但胡一定要他去，所以恨极了。他在海口一见到李犹龙就说。
“胡先生真对不起人，临死还要拖几个好朋友垫背！”
胡的海口办事处处长程开椿、副处长王化兴，为胡准备了两天两夜，终于在十二月十人日早上六时，一千人马，连同简单文卷、电台及卫士连，分乘十架运输机，由海口转飞西昌。
当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胡宗南刚到海口时，他的机要室主任王微，即向他汇报李文在邛崃县被困，正在派人与解放军接洽投降，裴昌会在德阳宣布起义，解放军已进入成都等等情形。胡顿时脸红筋胀，以右手掩住前额靠在桌上，左手放在怀里，十多分钟不作一声。稍后，才叫王设法联络那些部队，要他们设法逃出川西。
对于胡宗南个人而言，折返西昌，实际上也是非所愿也，不得不去耳。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全败之局已成。胡宗南再去蹲在西昌，也不过是等待未日。他不去是一个样，去了还是一个样，毫无希望，更没有一点可以寄予希望的理由。
在本书的第十三回里，已叙述过胡宗南和宋希濂八月中旬在汉中密谈的内容，及八月下旬他们到重庆见蒋，蒋不同意他们早日将主力撤向川南及西康，再转滇缅边境的计划。挨到成都解放前夕，西南之局已近尾声，蒋才电准胡宗南撤往西昌，已经撤无可撤了。
这种命运，胡宗南在到重庆见蒋以后，其实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当他在九月中旬回抵汉中以后，便已态度失常，见了部下就大发脾气；大家也认为他一定有甚么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是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到了九月底，曾传说蒋介石要到南郑来，但终未见到，胡手下的人，更在心中打上问号。一直等到十月初，大概胡宗南的心事实在憋不住了，就在南郑城内汉台，召集“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干部训陶团教育长袁朴、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训导处副处氏李犹龙及李昆岗、王超凡等人，开秘密会议，研究逃跑问题。
在会上，胡宗南首先讲话。他把两手插在口袋里，那种徘徊顾虑的姿态，和他平时趾高气扬的神气，完全不同，他怀着极沉重的心情，报仁去重庆见蒋的经过。他说：“我到重庆见了总裁，他认为局势虽然急剧逆转。但制前已渐趋稳定；国际局势亦正在急剧变化中，很可能爆发第三次大战。在这种情势下，只要我们能固守四川，就能固守西南半壁；只要能保住西南半壁，一切尚有可为。他又指示说：宋希濂守川东西（阳）秀（山）、黔（江）、彭（水），罗广文守川东北城口、万源，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能守住北，四川可保无虞。我听了总裁指示后，不放心，曾亲到宋希濂、罗广文两地区去偷看情况。见到宋希濂部刚由湘鄂败退，喘息不定，官兵都在想逃，既无阻敌的坚固设防，又无一定的部署，怎样能挡住共产党的军队，罗广文在万源、大竹这一地区，虽然驻守的时间相当长，也有些防守设备，但他的官兵，大部分是四川土匪，乌合之众，怎能打仗？我虽然向总裁保证坚守川北防线，但宋、罗两地区一旦失守，我们远在汉中，不成了瓮中之鳖了吗，因此，找你们来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
众人听罢，沉默了一阵，袁朴首先说：“川东防线若被共产党突破，汉中确难固守，到那时，只有轻装突围，从河南、江苏冲到海州上船逃跑，除此别无二路。”
王超凡说：“等到要从河南逃跑时，恐怕也逃不成了。”
李昆岗说：“我们现在的后方是四川，将来的后方是西康、云南，不如现在就作退西康、云南的准备。”
李犹龙表示，他同意李昆岗的意见，并说：“守秦岭、陇南、汉中，是为了固守川北；川东若危险，川北即无用。为了早作突围准备，应先消灭刘文辉，以去心腹之患，拿下西康的雅安、沪定、西昌三个据点，驻下三个军，进一步开两个军守驻云南，就可以进攻退守了。能做到这一步，四川还可以固守一个时期，必要时还可以逃到西藏或缅甸。”
接着，李昆岗和周士冕均表示同意李犹龙的意见。
其时罗列说：“刘文辉的部队尽是鸦片烟枪，雅安、西昌是容易拿下的。如目前走成都去攻雅安，是打草惊蛇。可以先抽一个军驻乐山，往洪雅、邓蛛前进；另调两个军沿绵阳、绵竹、彭县、崇宁、温江，掌握住灌县口子，必要时出灌县，走草地攻雅安。再准备两个军调到云南，守住云南，西南的局势是可以稳定下来的。”
胡宗南说：“这样做固然好，是否上面能准予呢？”
最后，胡同意先派李昆岗为“西安绥署”西昌办事处主任，并把第一师秘密开去西昌，预作准备。同时开两个军驻彭县、崇宁、灌县。这一计划，由胡立即向蒋介石请示。
十月十五日以后，李昆岗先赴西昌；及后第一师的朱光祖团也去了。胡同时调五十六军及六十五军沿绵竹、彭县、崇宁等县向灌县移动候命；另调二十七军驻川南乐山；并准备调第三军和三十六军去云南。等候蒋令到达即照计划行动。
可是过了几天，胡在汉中忽然不见客了。胡宗南不见客，一个人在房里关着门唱京剧，点洋蜡。——这是胡宗南的一个怪毛病，凡在极度苦闷的时候，就是如此。京剧或者能唱出一些郁闷来，至于点洋蜡有甚么意思，旁人却不大清楚。因此，有人就说胡在闹政治病了，有人还说他曾闹过要自杀的事情，至于“剧情”如何，只有他自己明白。
那时侯，胡的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曾为此事去问胡的参谋长罗列，据罗说：“老头子（蒋）没有批准我们的计划，长一师不能去西昌，其他部队亦停止行动，眼看要成瓮中之鳖，胡先生在愁闷生气呢。”过了几天，李自己忍不住，跑去见胡，胡对他说：“老是被动，将来只有作瓮中之鳖了”。到了十一月中旬，解放军突破了蒋军在川东酉阳、秀山的防线，宋希濂只好往西跑。川东的局势，果如胡宗南及其亲信之所虑，“不幸而言中”了。
解放军势如破竹，十一月二十八日，已攻到重庆近郊，蒋即令胡急调第一师的一个团到重庆机场保卫他；等到十一月三十日，蒋在解放军的炮声中逃往成都，又急令胡由南郑飞成都为他保驾。胡到成都后，作了防卫部署，蒋惊魂略定，才又分别接见僚属，大谈兵法，用空话安慰人心。
胡到成都后，住于成都新南门外一座花园住宅里。十二月四口晚上，他约了罗列、袁扑、周十冕、李犹龙等人去晚餐。餐后又漫谈时局。
罗列首先说：“共军占领重庆后，正向沪州方面活动，成渝路上还未到永川；但是宋希濂的情况不明，沪州守备司令郭汝瑰有不稳情况。西北的共军占汉中后，尚未进攻川北，但有进攻模样。在这个情势下，奇 …書∧ 網军事部署应该早作妥善处理，或退或守，要明确决定。”
李犹龙由大抛书袋，说：“顾祖禹不足在‘读史方舆纪要’上说过‘成都非坐守之地’吗？要守成都，首先要守住合川、沪州、剑阁、江津等几个外线点；如攻到仁寿、龙泉驿、绵阳、新津等内线点、就不能守了。这在四川内战史上大家都是知道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早作放弃成都、退往西昌的准备，以保存实力。再作后图，比较适宜。”
袁朴、罗列、周十冕都先后表不同意李犹权的意见。胡宗南听了之后，手持蜡烛看了一阵地图，不置可否。众人随亦散去。
但是、在胡宗南的心目中，也是以早作退往西昌的准备为上策的，所以十二月五口，他就令袁朴、周士冕率领“西安绥署”干部训练团官兵员生近万人，步行先去西昌，可是他们到了新津，即被解放军将去路截断，只得转往温江去。胡还打算把第一师朱光祖以外的另两团，全部空运西昌，但因蒋不同意，没有飞机运输，故终未照办。
十二月八日下午，胡宗南又在他的住处，约了罗列、袁朴、周士冕、李犹龙和赵抡元（军需处长）去晚餐，谈的主要还是从成都逃往西昌的问题。
胡曾带着苦笑对李犹龙说：“你是成都人，知不知道守成都应该守哪些地方？”因为谈论的主题是如何逃出成都而不是守成都，所以他这句话是带点自谑的。
李说：“我上次已经说过，‘成都非坐守之地’，所以孔明要北伐。”
罗列说：“成都是盆地，久守固然不能，守一些时候总还是可以的。”
李犹龙又说：“假如要暂时守成都，自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沪州；如打到成都附近，你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我认为还是放弃成都，到西康、云南保持一部分实力，才是上策。”
听了这些话，胡宗南又去看地图。
胡宗南在地图上查看了绵阳、简阳、沪州等地的形势后，说：“守有困难，我们来研究突围的办法。”
李犹龙说：“办法我们在南郑已研究过，现在突围还是时候，迟了就不可能了。现在，我们从邛崃攻雅安，占领沪定，从乐山过蓑衣岭到西昌，是可能做到的。但首先要解决刘文辉。”
胡宗南注视着罗列说：“我们现在至少还有三十万人，用两个军守乐山、用两个军攻雅安，进驻雅安、沪定；再用两个军进驻云南；其余的人都陆续掩护前进，你看可以不可以？”
大家都同意胡的这一计划。
胡说：“总裁正在请客，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去请示总裁后，就开始行动。”
约两小时后，胡宗南回来了，非常生气他说：“总裁说张岳军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候、卢汉这些人靠得住。他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我负责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