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困难在哪里？”华秋实有点尴尬地说，“贺书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咱灌河镇是山区，群众的底子很薄，集一次资时，大家还能承受，不出一个春上，摊派两次钱，恐怕群众不会接受。”几个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我说，我已经查了社会存款余额，全镇八千多万元，拿出七八十万元，只不过是其中的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几个当地的同志说，“贺书记，那个数字不能反映问题，灌河镇的人贫富差距很大，你看这些钱其实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手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闲钱。”我想想，大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又让春亭说说用些什么办法，春亭说，“我和郑富贵秘书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里矿山多，全镇大车就有八十多辆，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当场估算了全镇大小车辆数目，做出决定：每辆大车出2000元，每辆小车出1000元，每辆拖拉机出500元，每辆自行车出20元。也就是说，凡是带轱轮的都拿钱来，只有走路的不用拿钱，因为从用脚走路的人看来，修不修油路面没有关系，两只脚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够上树呢。大家对这种方法没有特大的异意，我就让两个办公室以党委、政府的文件起草下来，准备动员会议的材料。
事后，心情总觉得有些郁闷，原来心里想的办实事、办好事，一定会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谁知道真正干起来，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既然党委会上已经定下了调子，不再向全体群众摊派集资，也就没有必要开“八个全体”的动员大会，然而毕竟还有不小的集资任务。于是，我决定会议只开到村干部这一级，由他们下去动员集资对象。在会上，我讲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要致富，先修路”，举了林州人民战太行的例子，举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前期主要是靠修路的例子，举了本镇因为道路不好，有限的资源潜力不能得到发挥的例子。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打开山门，为加速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讲了这条路不是修不修的问题，而是如何修的问题，县里对我们支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讲了这一次的集资办法，谁受益，谁出钱，不能向群众摊派，要求各村下去务必动员好群众，把能够收的资金抓紧收上来。
会议下来，黄九成、方明伟等几个支部书记就到我屋里，说这钱不好敛，特别是有车的主儿，玩车差不多都玩穷了，各自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让他们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很难办到。我感到这些同志实在右倾。就非常气愤地说，咱们镇这么多的车辆，这么多的车主，谁不知道他们有钱？买台车，一天就能挣一、二百元。说句不好听话，我经常听说，司机们吃饭时，在路边店摸一回“鸡子妮”，也要四、五十元，这千把块钱，少他妈的嫖几回窑子就赶出来了。修好了路，走得最多、走得最快的，还不是这些车辆？叫他们出点血，就跟杀他们一样，叫我如何也想不通。就这样，软里硬里批评了他们一顿，他们见我的这么粗的话都说出来了，显见决心大，定了的事情决不会再更改，也就没有敢硬顶，只虚虚地表示，贺书记，请你放心，我们回村里加倍努力，力争完成任务。
紧接着，镇里加强了包村干部队伍，把机关的全部人员定了任务，赶了下去，帮助村里做工作。几天下来，收效甚微，全镇集中起来，不到十来万块钱。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县交通局催着要开工，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不管集资如何，先开工再说。五月九日，县委、政府两办主任、县交通局一干人等，和我们在分水岭下来的第一个村小桐河，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副镇长郑东方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指挥长，由老镇长孔祥顺配合，天天在工地上组织突击，分到各村的民工建勤任务，也就是拉土、拉沙。任务一下达，全线立刻上马，很快掀起了高潮。十几里地的路面上，人欢马叫，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从群众的积极性来看，形势大好，至少可以看出群众是真心拥护修路这一件大好事情的，出力的热情远远超过以往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感到十分欣慰。
就在这喜忧参半的情况下，有一帮司机到机关上访，无论怎样劝说，他们都是一口咬定，修路是件好事，但镇里叫交那么钱实在出不起。对于这些人，抓信访的副书记井春跃和信访办牛主任反复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可就是有人破口大骂书记、镇长，说这些当官的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反正没有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老百姓不怕你###书记、镇长撤我们的职！闹着非找书记不可。当然，同志们以书记繁忙为由，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大家向我汇报以后，我这脑门子上就想往外窜火。我马上召开班子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对策。我说，你民心似铁，我官法如炉，我就不信我这炉子克不动你们这些生铁块子！最后决定，村里实在收不上来这块钱，镇里组织力量，成立集资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给敛上来。各村收拖拉机和自行车的集资，其余的大小车辆由镇里在交通要道口处设立路障，统一收缴。一车一本帐，一次五十元，不交不能走，何时交齐了，发光荣证。
设立路障以后，有十来天光景，收费工作就有了明显的进展。一天下来，多少也要见几千块钱。后来就不行了，几十个守候在镇里四个路障口的同志，挨的骂受的气就不用提了，天天都有挨打的，大家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给副镇长郑东方和老镇长孔祥顺撂挑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同时，一些同志私下向我反映，其实收费阻力最大的就是一些支部书记，他们不是自己有车，就是近亲有车，普遍经营情况不好也是真的，有大车的老板只有少数可以赚钱。这是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还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有头脸的人不出眼子钱。”这一次集资办法不是平摊，有点“吃大户、打富济贫”的性质，逮的都是有头脸的人，革命动力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吃亏，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平时沾光沾惯了，用这种办法自然难以接受；二是“水深人不过。”普遍反映收费标准定得太高。现在正值春天，青黄不接，收入实在上不去，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都感到承受不了。所以这些本镇有头脸的人就不停地在底下煽风点火，抗拒交费。后台是他们，前台是司机。支部书记们阳奉阴违的态度，是这次集资的最大障碍。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总之从心里已经感到这个举动有点操之过急，办实事没有硬指标，一年办一件实事也就可以了，四月八日刚办了学，五月九日又要修路，一个月的时间就办两件大事，过于急功近利，不知不觉地吃了夹生饭。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干则已，既然已经干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干下去。这也是对我的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于是，召集同志们开会，反复统一思想，要求大家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路修好，给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我相信，只要把路修好了，事成怨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把几个有车辆的村干部找来，分别和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做出牺牲，顾全大局，配合党委政府作好群众工作，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决策。这些人都把胸脯拍得山响：请贺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要作好工作，带头交费！可就是一统计进度，进展仍然不大。
这天中午，陪交通局来的张副局长喝了点酒，心里有事儿，就容易醉，送走他们，回到办公室就睡了。忽然，电话骤响，拿起来一听，是春亭向我报告说，有近二十辆东风拖挂车，冲过路障，到县城上访告状去了。我一急，酒醒了大半。真他妈的操蛋，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一、二十辆大车统一行动，规模太大，影响恶劣。要知道，“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设路障收费，不是“朝庭老子封过的”事情，本身就是乱集资、乱摊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上去我肯定不占理。看来我这“官法”真是克不动这些“生铁”了。于是，我一边交待春亭向县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出动防暴队迎头拦截，千万不能让这些车辆进城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一边叫通讯员喊司机沈小勇马上备车，我们火急出发，从后边追上去，伺机再做化解工作。
这真是一场许多年来在山区少见的汽车“一级方程式”拉力赛。我们出得门去，司机小勇用了最高超的开车技术，向前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塞满，大车跑得不快，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交涉。我也要下去，春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我不信这个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我不认识他，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冒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搓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那时，太阳正好压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轰就都来了。”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春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虎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人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必须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交。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50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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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5）
第十五章
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46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就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应该认为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就比如灌河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一直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户，全村一千多口人中戴姓就占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人。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就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两人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阵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党委为了他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作好党员工作，他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