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萤萤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们不干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整整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买矿石起家的，手里也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可一出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己，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份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份，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禀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想起了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们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道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帐以后，厂里还欠我爹4000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希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年下来，他们把厂搞得不像样子，叫人实在看不下去，我就来找书记反映一下。”我把他写的反映材料留下来，说是要了解一下再说，打发他走了。
要是其他情况，我至多批下去让纪委查一下就行。但一说是缫丝厂，我就来劲儿。灌河镇是否“中原名镇”且不管它，但千余年的发展史，都与这个丝绸业分不开。我们的志书上一直写着，灌河镇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论断一点也没有夸张，“晋商”、“徽商”在灌河不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也留下了他们的众多的子孙后代。丝绸行业最为发达时，这里客商云集，车马拥堵，被远近誉为“日进斗金”的小上海。化纤的出现，丝绸行业才迅速没落了。北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气候交汇，使得满山遍野长的都是柞坡，最适合于柞蚕的养殖。有了柞蚕，就有缫丝；缫丝带动深加工，就有丝绸；有了丝绸，就有商行；有了商行，就会向外辐射；向外辐射，就会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切，在地名上就有着深深的印记，如金蚕岭、织纺沟、染房庄等，仔细地想一想，镇政府衙门不就是占人家山西来的江家绸缎行嘛。来上任之前我就关注这个事情，到了之后，第三天就去视察，结果大失所望。厂子如同得了鸡瘟，处于半死半活状态，厂房就像是史前遗址，设备简陋得仿佛是出土文物，几个来抽丝棉被的老妇女少气无力，活脱脱的像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演员正在拍戏。在我看来，这个从黃帝的第一夫人嫘祖就传下来的古老行业，能在灌河镇保存下来，不能不算是世界上的“第九大奇迹”了。原以为是群众养蚕不赚钱了，厂里收不来茧，也就无丝可缫。而能够收上来的少得可怜的蚕茧，只是为了在各级领导前来视察时，村里赶紧找来几个女工扯一气儿丝棉被应景而已。经这孩子一说，我才恍然大悟，经营不善才可能真正是厂子衰败的症结所在。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不管这个产业有无生存价值，也要想方设法延续香火，不能在我的手里给断送了。
于是，立即叫人把新任的支部书记方明义叫来说情况。明义说，“汪家老大说的不全是事实。让他下台，找的理由就是他贪污。他家的日子历来好过，饭吃得稠一点，大家就怀疑，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啥问题。说欠他4000块钱，村里压根就不承认。只有老汪自己心里明白为啥不叫他再干下去了。”我问，“那是为啥？”明义脸一红，吭吭哧哧的说，“老汪这个人，腰臊呗。”他见我瞪着眼，听他往下说，只得说，“贺书记，你要到俺大队去调查，没有人肯给你汇报，我给你说说，就当咱俩说闲话哩。缫丝厂是个女工多的地方，大闺女、小媳妇，除了四外庄上招来的，都是俺大队的。老汪这个人，只要是好看一点的，总要想办法勾上手。我小的时候，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抱着俺表嫂搂上去衣服拱奶子吃，拱得俺表嫂哼哼唧唧，浑身乱嗖嗖，我说你们干啥哩呀？老汪一听见，丢开俺表嫂，还把我怪了一顿。河里的螃蟹都有夹（家），这一次撤他，就是因为他肏了明伟的表姐，人家男人知道了，偷偷地打他了个不吃菜，明伟没有办法才把他拿下去的。”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既然是这样，为啥还一直让他干？”明义说，“老汪当厂长三起三落哩。都是他整得不像样子的时候，才把他拿下来。再上台，发誓赌咒要好好干，不久就又会犯毛病。奇怪的是，别人一上台就干不成。他该吃这一门衣饭，一直是路子很广，厂子只要一经他的手，就很快上路，所以村里没办法时就请他出山。厂里女工们肯让他摸索，也无非是能够多挣几个钱呗。”我问明义，“这个人多大年纪了？”明义说，“五十六、七了。”我说，“到了这个年龄，恐怕腰里劲头也不大了。明义，为了保着咱这个传统产业，你看能不能再让他干一气？”明义说，“行是行，不过，我恐怕请不动他。”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明义说，“现在人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他领着四个孩子在街上收槲叶、收血参根（丹参）、柴胡等中药材，发了财。我叫人捎信想用他，他给拒绝了。”我说，“明义，本来，你给我说的情况有点叫我恶心。可是曹操用人，不忠不孝的都敢用，咱们为了用人，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样办，我、企业办马主任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他家里，听听他的想法，行了，就再次请他出山。我想，给他了面子，他不会不买帐。”明义说，“行！”
我们就到了老汪的家里，一见老汪，叫人眼睛为之一亮，花白头发红白脸，衣冠楚楚，相貌堂堂，谈吐间自有一番自信和见识。心里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找女人的事儿，女人也情愿上门。风流债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不能全怪他不正经。我说出让他重振缫丝厂的意图后，虽然有点扭捏，还是看出他心里是挺高兴的。人才虽然无德，但雄心犹在，办法犹在，门路犹在。我当时就感到这个人八成是用对了，很为自己的“英明”之举窃喜。后来，通过农经站核算，这个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就把包袱甩给他，以他承包的名义算他自己的厂子。并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协调了两三万块钱的农贷指标。我特意给明义交待：税收是国家的，咱管不了，你一定得“养鸡下蛋”，承包费少收一点，别动不动就去吃喝人家。明义说，听贺书记的，反正村里以后不再为这个厂发愁了。一个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老汪果然干得不错。不到二年，各村的柞坡也兴旺了，蚕籽的放养量由原来的十来斤一举上升到二、三百斤。因为现在的大闺女都出去打工了，他就招了一批中年妇女，大家有了活干，也就有了饭吃。而且，他还把去找我反映问题的比较精明一点的汪老大，也带到厂里当生产主管，大有一点立“皇储”的味道。
镇委书记 （24）
第二十四章
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做。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霄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昙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派狼籍；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摄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的争着展示自己“轻功”的武艺高强。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慢慢就听得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恬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着，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这种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黃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的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也是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磨擦。级别越高，磨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