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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记这一觉差点比上陈抟老祖了，从上午不到十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起来吃饭喝酒后，就回了县城。我与春亭通了电话，说了给吴书记讲的意思，对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换环境不是坏事。”
等了三个多月，“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话再一次被两个结果所验证：一是只要那棵老柏树折一个枝子，就会有一个镇长在任上出事；二是春亭又以加括号的正科级身份当上了他的前任孟镇长当过的农机局副局长。我后来见了广远，我们俩人说起这段往事，对出现的巧合大笑不已，广远连说，真他妈的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计生办的切诺基开了半年，张家口武警部队来了一拨人，直接去到计生办，先把车给扣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在招待所订了房间，把去北京买车的几个同志叫去分别谈话，这些情况都反馈到我的耳朵里，我不了解内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请我过去，说是给镇党委书记汇报一下。我说，别讲什么汇报，你们大远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倒是安排了一桌，要请我这个地方上的最高领导人。
席间，来人拿出许多正式手续，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是张家口武警部队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西城区军事法庭委托，专门来提走这辆切诺基的。原来，这二年，北京卫戍区部队里，有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利用军队的特点专门偷部队的车辆，形成了偷、销、运一条龙。他们张家口武警部队刚买了这辆车不久，一个团职领导坐这台车去北京武警总部开会，车子就停在会议大院里，司机锁好车出去办事，回来不见了车辆。那个司机为此一直被关押着。还是北京卫戍区丢的车太多了，花很大代价才破了案，这一伙人把这一台切诺基也给供了出来，他们得到军事法庭的通知，专门来提赃的，所以，特地请示镇党委书记，请准许我们把车带走。
我一听是这个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赃物这东西谁用谁该倒霉，人家要提走，是拦不得的事情，不追查你销赃、窝赃就算不错了。人家对我这么客气，八成是副书记井春跃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他们不甘心让人家顺顺当当的把车提走，安排司机把车捣鼓得开不动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没有办法，才向我求助。于是，我很大方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好说好说，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是军民共建的友好乡镇，人民子弟兵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安排他们，马上放车，让你们顺利提走！”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话说得很有点文不对题，或者叫做驴头不对马嘴。人家反正要的是效果，大家吃吃喝喝，吃罢喝罢，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给泯了。
送走人家以后，这场不光彩的“请吃”，酒啊肉的，好像长了骨头，棚架在我的喉胧里咽不下去，火起来下去，又窜到了脑门子上，就把春跃和飞鸿他们几个叫到我的屋里，狠狠地熊了一顿。“你们几个咋毬整的？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手续都不齐，你们就胆敢往家里提车！回来后还弄个假牌照糊弄人！人家来提赃了，给人家就是了，竟然生门子坑人家，给我弄了个没有一点面子的吃喝！真是把咱灌河镇党委、政府的人丢尽了！”春跃和飞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震怒，吓得一个个脸上寒煞煞的，唯唯诺诺，反复给我解释说，实在不知道这车的来历，当时想着和军队打交道是最保险的，再说还有战士亲自把车送到门内，哪里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情？我说，算毬了，就此打住，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反正，你们以后别再想买车的事儿了。
在机关里和社会上，总有一些思想和嘴巴都闲不住的人，他们就又传开了：“政府的两辆车牌照就不吉利，书记坐的是16160，就是‘越里越里穷’，计生办的是16169，就是‘要弄要弄走’嘛。”这些传言本来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也不敢过于麻痺。想到我刚来上任的前半年，有人就传言，“怪不得贺书记爱喝高度酒，原来高度酒都是好酒！”我马上叫郑留喜买了“北京二锅头”和“尖庄”两种五元钱以下一瓶的高度酒，一半放在招待所，一半放在我的床底下。有了尊贵一点的客人，就从床底下拉出来几瓶往招待所拿，虽然酒次一点，让客人感到从床底下拿出来是一种特殊礼遇，照样喝得烂醉。坚持了一段时间，才把口风给刹下去，这一次也不能掉以轻心，就叫司机小勇赶紧把车过户到鸭阳，通过熟人选了个吉利号：豫X56619。回头想一想，当时那个心细劲儿，有点女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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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9）
第二十九章
闯一条新路欲速则不达
开二人大会顽石也成金
方新亮这个人真的能干，当上食用菌办公室主任以后，独自一个人立即到湍川县青皮乡、昆阳县曹公庙乡、张店乡等几个种植香菇的大乡镇进行了十几天考察，搜集了许多资料，带回了许多样品，整理了密密麻麻一大本子。回来后，详细地给我进行了汇报，信心十足。我说，你既然这样有信心，我就放心了。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要求给我说说？他说，一个是，要给我协调十万元贷款，我得购买设备和原料，为了不给党委政府带来后遗症，我要求把这些钱统统记到我的名下，我负责归还；另一个不好说，说出来，贺书记你得答应我，办得到，我就干，办不到，我就不干。我心想，这家伙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本事的人往往有个性。既然是楞头青，就不知他要提什么古怪的要求，让他只管说。他说，我带去的人和所要办的事情，一切由我自己做主，领导上不能干涉，至到我把事情办成为止。我一听这要求不仅不算过份，而且正是我想要的。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嘛，一口答应了他。我也要求方新亮：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为这个项目已经考虑了一年多了，用这个方式、用你这个人搞这件事，想的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做出这个决策，其实与你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俩已经栓在一个战车上了；二是镇里给你协调十万块钱贷款，就算是办了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所有人员从拨款之日起“断奶”，由你养活他们；三是实行“一国两制”，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对上，是“范城县灌河镇食用菌办公室”，负责从香菇、到黑木耳、白木耳、黄背木耳、木灵芝、平菇、鸡腿菇等食用菌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对内部，你就是一个搞香菇生产的小型乡镇企业，你可以搞股份制，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吸收资金，机制怎么灵活就怎么搞。四是我保证，只要你是在干事业，我和镇长绝不干涉你，并且严令各个职能部门，绝对不能对你吃拿卡要！方新亮说，贺书记，有你撑腰，我算是有胆了，你要求我的几条，我都没有想到，还是你想得周全。我说的不让你干涉，主要是指技术方面，其实听听你说的，你才是专家哩，这不干涉不包括你！我说，新亮，我知道你在咱灌河镇企业办干了多年，深知办企业的各种弊端和难处，这些年来，只要是镇企业的厂长经理，都说自己是“大丫环带钥匙——管家不当家”，你怕自己也落这种下场，所以才提出这些要求，我想想都是合理的。一句话，我只支持你，绝不干涉你！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吧。方新亮感动得眼圈发红，二话没说，就带了分配给他的十几个转业军人到公主岭金矿去安营扎寨了。
这公主岭金矿虽然只留下了一些破旧的房子，但搞食用菌生产利用价值却不小。百十亩山坡地，通风向阳，可以建几百间香菇棚；两座大型的厂房，每个都有1000平方米以上，正好用作生产袋料的车间，就里边的地沟也能够派上用场；几十间老仓库，把窗户用塑料薄膜蒙上，喷上来苏水（福尔马林——甲醛）消毒后，可以用做发酵室；一个厚重无比的洗矿塔，垒上炉灶，就可以把它改造一下成为灭菌灶，一点也不屈材料；化验室的十几间比较干净整洁的房子，眼下当做制种、扩种车间，随后可以用做研制、生产多种食用菌的实验室。原来厂区的办公用房，上去的十来个人正好用来办公住宿。方新亮从街上找来一个老实可靠的老汉，给他们做饭和看管场地，生活就进入了轨道，这一帮人比起机关干部的待遇还要好一些。我对方新亮说，“你们这办公条件，咱们的机关干部也比不上。就凭这一点，我真得感谢我们的老书记曲广远。”
方新亮在管人、用人上还真有一套，他把十几个“老转”分成几个作业组，完全按照军事化的要求，每天带他们上操后做活，有人专门记工，干的事情能量化的都要量化，对员工实行按劳计酬。香菇棚搭好以后，又给每一个人分配了一个区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香菇棚，写上牌子挂在显眼的地方；生产过程实行流程化管理，每天安排的工作，人人都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不按要求办的要受到处罚；每个人管理的香菇棚生产出来的新鲜香菇交给公司，有专人过磅，集中烘干，产量、产值与个人收入挂钩，以加强员工的责任心。本来这些转业军人分配下来，乡镇就不愿意接收他们，一直没有叫他们上班，当然也从来没有地方去领工资。这时候有了活干，不发工资他们也挺高兴。也有个别人心里有些想不通，原以为分配到机关是当干部的，就是下去抓抓工作，吃吃喝喝的，到这里当苦力嫌脸上没有光彩。新亮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干，就是创业，党委政府领导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干不好就不是娘养的！我也是企业办的副主任，现在也和大家一样干活，谁说丢人？谁不愿意干，给我早点滾，我再招几个农民工，比你们都强。这些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服从他，干起活来都很卖力气。方新亮当时永远想不到的是，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领兵打仗，竟然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副乡级干部、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基础。
麦子放倒以后，镇办香菇厂就正式开张了。为了赶在伏天接种菌种，新亮带几个有文化的战士一头钻进制种室里，把从昆阳买回来的试管种子扩大到几百瓶葡萄糖瓶里去，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就产生科学的效果，扩种阶段实验很成功，葡萄糖瓶子里的菌丝发得非常好，人们的信心就更足了。另有两拨人马，主要收购生产袋料的栗木棒子，在灌河，不缺这东西，镇上的十几个小拖拉机，到几道沟里收购上来再卖给食用菌公司，每天人欢马叫，好不热闹。不几天时间，就收购了十来万斤。四台袋料粉碎机昼夜不停地轰鸣，打出的木屑先晒干堆起来，然后拌上配料，用装袋机装在一个个碗口粗细、五十公分长的塑料袋里。这些装好的袋子就在灭菌灶里码起来，蒸上二十四个小时，起出来后，再运用接种箱进行无菌操作，正式接种。当种上从葡萄糖瓶中取出的菌体后，他们在接种箱内又用一个外包装的塑料袋子套起来，与其他人的搞法不一样，原来这个办法是方新亮的发明，虽然浪费了一点，但可以保证整个料袋出了接种箱后，与周围环境隔绝，不受杂菌感染，成功率高。这些接种以后的香菇袋，在发菌室里发酵以后，就开始搬到香菇棚里去了，再经过管理，到了种罢麦前后，就会正式出菇了。如果管理得再精细一点，阳光、温度、湿度、风速等条件适宜，就可以生产出优质花菇，经过烘烤干燥处理后，肯定能够卖上好价钱。
我最满意的，倒不是方新亮们的干劲和干法，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效应。从香菇场一开张起，全镇的群众就自发地陆陆续续前来参观，整个生产流程在无菌中开放地操作，无声的示范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知不觉地教会了多少人！
由于镇党委、政府动了这么大的声势，给各部门下达的种香菇任务，大家也都不敢怠慢。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家，一家是镇供销社，他们本来就有基础，有几个职工几年前就开始干这种活儿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供销社主任曹长年给他们拨了钱，划了场地，办起的香菇生产场的规模抵上镇里办的一半大小，显得相当可观。另一家是粮管所，所长华秋明亲自挂帅。粮食系统要比供销系统好过一些，他们要钱有钱，要房子有房子，要场地有场地，办场的条件远比镇里的食用菌厂好得多。所有操作间、灭菌室、接种房，都用涂料粉刷得白亮明净，叫人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进了大工厂一样。也有些单位就不好，像教办室，是个大单位，本来只给他们分配了二十棚任务，他们表示坚决完成党委政府交给的任务，却以业务忙为借口，从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叫人把这二十棚香菇给承包出去了，坐等收香菇时再把投资收回来，结果是几千块钱血本无归。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是在镇交管站。这个部门原来有四、五个人，专门整顿全镇的交通秩序、收取大小车辆的各种规费，随着交通管理的权力不断上收，交管站的职能也就逐渐弱化，外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调走了，只剩下两个本地人，却是一对儿死对头，两个人要么整天不答腔，要么开腔就是吵架。这一次，站长为了把种香菇的事情安排出去，又不愿意直接给他的部下说话，煞费了一番苦心，他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会议通知：“兹定于今日下午三点钟在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传达贯彻镇党委政府文件精神，不得缺席。”那个部下看到通知以后，准时参加了会议。会上，站长好像开一个几百人参加的大会，高腔大调地念了党委政府的文件，然后布置了每人搞一棚香菇的工作任务。另一个人看他这样装腔作势，心里自然非常不高兴，坐在那里，又抠鼻子，又挖耳朵，一会儿又出去撒尿，站长越发认为这家伙太不尊重他。讲完我们的上级精神之后，开始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站长说，“我们这个单位，有些个别同志，组织观念、组织纪律特别差，开会时间不注意听讲不说，还没屎推尿，不请假随意出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不尊重问题，而是对待党委、政府的态度问题——”另一个人听得早已不耐烦了，开腔就骂道：“有屁就放，有话说到明处，就我一个人，哪有啥###个别同志？老子种香菇用不着你安排，少拿党委政府的大帽子压人，老子是吃粮饭长大的，不是你这种小人吓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当站长的一下子失去了做官的优势，二人就在会议室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仗。闹归闹，但是落实我的指示两个人都不含糊，各自顾各自，每人种了两棚香菇，百分之百地超额完成了种香菇的任务。年终评奖时，交管站也是种香菇先进单位之一，奖给他们的“先进单位”锦旗，站长散会后专门挂在会议室里，大有纪念那一次交管站全体人员大会圆满成功的意思。另一个同志也显得很高兴，两个人一看到这面锦旗，就不再干仗。
村里香菇生产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娄明代把草场坡村十几个农户带了起来，村里专门拨了几亩地供他们建香菇棚。火神庙村的刘国玺干脆被卫生院和农技中心“聘请”过来，在农技中心院子里建起了香菇场，好像跟方新亮唱对台戏，两处相隔不远，以后几年都在开展友谊比赛。留在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经过了刘国玺的调教，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