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故事片年产量降到10部以下。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大部分也是商业性产品（最典型的是艾丽丝·弗莱德里克斯的《赭红的头发》）或一些含义模糊的道德说教片。
不受电影业重视的奥勒·帕尔斯博在导演了讽刺喜剧片《施米特一家》之后于1952年过早离开了人间，他这部影片以其风格的独特和内容的非公式化而著称。汉宁—强生夫妇摄制了一部精美的中型影片《世界只有巴尔一人》，表现一个小男孩子做梦成为一个居民全都离去的城市的主人，在这之后，人们不再把真正适合于这两位导演的题材交给他们去拍摄，于是他们转而摄制纪录片。埃里克·巴林在把奥勒·帕尔斯博生前中断的影片拍完之后，又导演了一部半纪录性影片《冰天雪地》，这部影片的故事（颇为庸俗）被用来展示一些美丽的彩色镜头，这些镜头是在格陵兰的冰川中摄制的。汉宁—强生夫妇在他们那部感人的《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巴夫》获得成功之前也在那里拍了他们的影片《在冰山飘浮的地方》。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卡尔·德莱叶在他的祖国拍了他的最后一部影片《诺言》。这部根据卡琪·孟克的一出神话剧改编的影片，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德莱叶擅长的严密造型，它以死者可以复生这个信仰为主题对一个富有农民的家庭的封建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它的外景是在卡琪·孟克的故乡拍摄的。这部有些过时的影片今天已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作品，正如德莱叶此后根据H．索德尔堡在1900年写的一部话剧改编的《日特鲁德》一样。
挪威
这个北欧国家的电影业从1915年以来不是国有化，而是“市有化”。各个城市占有151家最大的影院（全国共有577家影院），它们招徕全国观众的十分之九（出售票数共计3000万张）。最重要的制片厂和最主要的发行机构均由城市电影业联合会控制着。
挪威第一部影片诞生于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影片生产开始正常，年产二至三部故事片。（1920年至1946年间共生产长片76部）。它和丹麦这个同文国家建立了合作拍片的关系。卡尔·德莱叶在挪威根据雅可布·B．布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导演了《格隆斯达尔的未婚妻》（1925年），导演乔治·肖纳沃伊特则拍摄了《莱拉》这部无声片。
1920年前后，克努特·哈姆生的几部长篇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中较好的影片是丹麦人肖纳沃伊特导演的影片，如1930年摄制的《耶卡鲁克》（又名《白神》），特别是《莱拉》这部很近似纪录片的故事片，十分感人，它描写了北部拉朋人中发生瘟疫的惨状。
战前最主要的导演是丹克莱德·易卜生，他就是挪威名作家汉立克·易卜生的儿子。1931年之后，他把挪威许多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在德国占领时期，挪威仍继续生产影片，尤其是赫尔基·林德的《带鹰女郎艾丹加》一片，很出名，这部影片在北极地带拍摄，摄影技术非常杰出。
抵抗运动在挪威的影响很大，战后生产的许多优秀影片都是以此为题材。这些影片大部分为半纪录性影片，有很大的真实感，如奥洛·德格尔的《我们要活下去》、托拉尔夫·桑多根据一个被盖世太保处死的小组中唯一幸存者的叙述拍成的《安格兰兹法伦纳》，特别是《重水之战》，蒂脱斯·维伯·姆勒尔在该片中再现了抵抗战士们将一个重要的原子能储藏库炸毁的经过。阿尔纳·斯库恩的《幸存者》一片也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导演在该片中描述一名抵抗战士在雪地里迷途好几个星期，最后由于人民群众的团结而得救的经历。
我们还可以举出手法颇为笨拙的《神奇的瀑布》（斯科特·汉森导演）和一部反映青年犯罪问题的质量相当好的影片《街头少年》（阿尔纳·斯库恩与乌夫·格雷贝尔导演）。1954年以来，政府制定的一项保护电影业的法令促进电影片的生产，每年可达产量8至10部，但是挪威的影片依然落后于北欧各国，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是如此。
芬兰
从1952年到1955年，芬兰每年平均生产30部影片。芬兰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除了这个只有400万居民的国家之外就没有人听得懂。这个国家有550家影院，每一居民平均每年看电影九次。
最早的芬兰故事片摄于1908年左右。到1920年前后，芬兰的影片生产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建立了苏奥米影片公司，由善于经营的埃基·卡吕创建，他叫杜沃·普罗导演的影片有《一报还一报》和根据米那·坎特原著改编的《安娜·利莎》等。1930年之后，芬兰的制片业更为兴旺，而新的一代导演也涌现了，其中有瓦伦汀·华拉（摄有《捡破烂者的未婚妻》），特别是尼尔基·塔比奥瓦拉这位独创性很强的电影创作者。他的《朱哈》曾获得国际上的成功，接着他导演了《被偷走的死人》和《一个人的道路》，后一影片是由摄影师布隆贝格杰出地拍摄的。但这位优秀的导演在1940年就逝世了。
战争结束之后（战争期间，芬兰平均年产15至20部影片），出现了以马蒂·卡西拉、阿尔纳·塔尔卡斯、约克·E．维蒂卡和维柯·伊特科宁组成的新的一代导演。维蒂卡是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深受英格玛·伯格曼的影响，拍了一些风俗喜剧片、轻松喜剧片与情节喜剧片。他最好的影片为《收获的季节》和《西尔雅》，都是根据F．E．西兰斯帕亚①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两片都把人物性格的细致分析同对大自然的深刻感受结合在一起。①西兰斯帕业（1888—1964）：芬兰小说家，曾获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在老一辈导演中，埃德温·莱恩以细致的手法拍了许多影片，例如《无名的士兵》就是一部出色地改编瓦依诺·兰那的战争小说的影片。
埃里克·布隆贝格这位杰出的摄影师也成了导演，他的许多影片均由他的妻子、女明星米丽亚姆·郭莎蒙主演，他的那部《白色的鹿》曾获得国际声誉，该片画面极美，表现一个稍为矫作的传奇故事。
布隆贝格最优秀的影片是不久后摄制的《姻缘》。老导演罗兰德·阿夫·哈尔斯特洛姆在逝世前还在他众多的影片上加上一部最优秀的作品，名叫《海峡中的约塞比》，是一部由海默·莱比斯托杰出地主演的描写农民遭遇的影片。
芬兰的电影，战后水平在一般之上，到60年代更由于评论家与电影爱好者艾特科·马基南的推动而有革新，马基南曾和艾斯柯·艾斯特拉合作导演了他第一部长片《快乐的游戏》。
比利时
在1935到1955年间，比利时在生产荷兰语（更准确地说是弗兰德语，它同荷兰语的差别只在于重音的不同）的影片上数量反而超过荷兰。让·温德尔海登是1934年在安特卫普生产弗兰德语影片的创始者，他的《德·维特传》和《乌伦斯比格》不乏价值。这位制片人兼导演在大战期间因与占领军合作，所以解放后被从电影界清洗出去。
从1945年至1958年生产的20多部佛兰德语影片似乎
是一些质量平庸的地方性作品，但那部引人兴趣的与富有希望的《海鸥在港口死去》是例外，在这部影片中，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伊沃·米契尔斯与罗朗德·卫尔哈维特——能用他们的观点表现安特卫普周围的面貌。该片是由摄影师勃布·森特鲁尔拍摄的。
法语影片的生产却受到下一事实的阻挠：从雅克·费戴尔到夏尔·斯派克，从艾芙·弗朗西到费尔南·格拉威，这些比利时最杰出的演员、剧作者或导演无不是在法国从事他们的电影工作的，对法国电影的贡献甚大。1945年之后，德·梅斯特是比利时最活跃的导演，他摄制的影片有《宽宏大量的本夫》（同J．L．巴罗尔合作）和两三部关于抵抗运动的影片（如《第一号牢房》，《光荣的囚犯》，都是艺术水平不高的作品。
同荷兰一样，比利时也有一个很好的纪录片学派，其创建人为亨利·斯笃克和夏尔·德科克莱尔。前者在30年代最为成功的作品是《海滨情史》与《无名士兵的故事》。大战期间他摄制了《农民交响曲》，或称《四季曲》。斯笃克后来对美术家传记片发生了兴趣，拍了《保尔·德尔伏笔下的世界》与《鲁本斯》①，这两部影片是他和保尔·哈扎尔茨共同导演的，后者曾自资拍过一部关于弗兰德派绘画的彩色长片《黄金世纪》。斯笃克也试拍过故事片，如《走私者的宴会》这部“欧洲的”合制片。①保尔·德尔伏（189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16—17世纪弗兰德派著名画家。——译者。
德科克莱尔极其细致地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片，但这些影片都是为别人制作的“定制品”。安德烈·高凡多少继续他的同国人华弗兰侯爵的老路（华弗兰在1930—1939年间曾经从南美洲拍了一些颇引人注意的旅途见闻片，如《在以头皮作为战利品的部落里》等），专门在刚果拍摄纪录片，有时也包括一些故事片（如《赤道万象》、《邦戈洛》等）。在年轻的纪录片导演中，可以列举爱弥尔·德基兰、德路瓦西、爱德蒙·贝恩哈德、让·德里尔、特别是很有天才的吕克·德·欧希，他曾在那部画面优美、表现粗犷有力的《吃饭的姿态》一片上获得显著的成功。保罗·梅育将佛兰德作家贝特·范·亚肯的短篇小说《克琳卡尔》搬上银幕，描写一名少女在第一天到一个象中世纪那样落后的砖窑里工作时受到的严酷考验。后来，他在博里纳日又拍了一部名叫《残花飞落》的长片，在故事情节和表现手法上都十分引人入胜。
1946年比利时每个居民平均购票16张，电影业很兴旺。但从1957年到1964年，电影丧失了一半以上的观众（由1．07亿人次降到4400万人次），不过，尽管比利时只有1100家影院，它的放映业力量仍然很强。
荷兰
1930—1940年间，荷兰只生产了几部影片。须德海的干涸激发了杰拉尔·鲁登的灵感，使他摄制了两部影片（1934年的《死水》与1933年的《新地》）。《死水》一片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它只描写沃伦丹的渔民们被迫改种庄稼。这部影片的价值在于它广泛采用天然背景和安多尔·范·巴尔西的出色摄影技巧。范·登·林登和H．M．约瑟夫逊也采取这种近似纪录片的手法拍摄了《年轻人的心》（1936年），同时，政府也出资叫人拍摄了几部历史题材片（如范·透尼森1930年导演的《威廉·奥伦治》①）。①威廉·奥伦治：16世纪荷兰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举行的起义中的英雄，有“荷兰的华盛顿”之称。——译者。
在1940—1945年间，生产都中断了，除了在阿姆斯特丹由占领军摄制的两三部影片之外，所有荷兰的影片生产都停止了。战后十年间，在荷兰唯一的制片厂里只生产了9部长故事片。其中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那部反映抵抗运动的画面很美的半纪录片《在共同的道路上》（由奥托·范·内英豪夫导演）和《鼠面人》这部十年后由德国电影创作者沃尔夫冈·斯陶特导演的讽刺有力的作品。
但荷兰却有一个优秀的纪录片学派，这是1930年前后由于尤里斯·伊文思与马努斯·弗兰肯的努力而形成的传统。它的影片是由政府设立的波利贡公司出资摄制的，最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为贝尔特·汉斯特拉和海尔曼·范·德尔·豪斯特。
哈恩斯特拉深受以前先锋派的影响，最初摄制的影片为《荷兰之镜》和《皇家之豹》，这两部影片都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他在壳牌石油公司的资助下拍了一些不同的影片（如《碰运气的钻探》，《无尽的斗争》），以后，制作了几部艺术传记片，其中最杰出的是《伦勃朗传》，通过伦勃朗的作品追溯这位画家的一生经历。
赫尔曼·范·德尔·豪斯特从约里斯·伊文思与英国纪录学派的影片中学到了很多经验，他是一位摄影师与剪辑师，能够熟练地应用声带。他摄制的影片专门表现他的国家的陆地景象，尤其是海洋的景象（如《未开垦的沙丘地》、《撒网》、《坚持下去！》、《列科》等）。
观众人数相对地少（每人每年平均购票七张）和外国影片垄断影院的上映节目，阻碍了荷兰电影业的发展。但1955年以后，它有不大的进展（每年生产3部影片），尽管有几部长片，如贝尔特·汉斯特拉的《军乐队》和冯斯·拉德马克尔的《两滴水》（又名《无名间谍》）在国内获得成功，但在艺术上却没有明显的进步。
瑞士
在这个人口不足500万、而有4种不同语言（包括拉丁罗马语在内）的国家里，生产影片是很困难的事。无论战前或战后，影片产量都超不过两三部，但是在战争期间，制片业却获得相对可观的发展，1941年与1942年的影片产量都在12部以上。就在此时期，雅克·费戴尔带着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罗珊在这期间亡命到瑞士，在那里导演了《一个失踪的女人》，这部影片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结果不怎么成功。
制片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是在瑞士的德语区，主要的制片公司为苏黎世的普拉厄森斯公司，1945年以来特别注重同美国合作制片（如弗莱德·齐纳曼导演的《搜索》）。
奥地利人列奥波尔·林德堡曾在戏剧方面受业于辟斯卡托尔，他在1934年前后定居瑞士，1938年在瑞士同哈勒尔合作摄制《机枪手维普夫》，这部影片被瑞士人视为具有本国特色的第一部有声片。林德堡此后在1941年和194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因他的古装片《使用不当的情书》（根据戈特弗雷德·凯勒①原作改编）和历史题材的故事片《州长斯杜法休尔》两次获奖。在摄制那部过于伤感的《玛丽—路易丝》（描写一个流亡瑞士的法国少女的遭遇）之后，林德堡受形势的感染，导演了《最后的时机》这部杰作。爱弥尔·贝尔纳的摄影技巧和罗培·勃吕姆的音乐助成了这部惊险片的成功，它描写来自意大利的各种族与国家的难民如何越过边境逃到瑞士。林德堡此后只拍了一些质量平庸的迎合美国观众口味的影片（如《环游瑞士》、《吉普车中的四个人》、《我们的村庄》）。
第二次大战期间瑞士电影中大获成功的作品是瓦尔里安·施米德莱与汉斯·特洛梅尔根据戈特弗雷德·凯勒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农村》，这部作品充满新鲜气息和真实感。然而施米德莱是个纪录片导演，此后没有再继续拍摄故事片。①凯勒（1819—1890）：用德语写作的瑞士作家。——译者。
1945年以来瑞士摄制的影片，或者是为出口而制作的“国际性”影片（如《皇宫饭店》、《蛮女海蒂》），或者是用瑞士化的德语方言摄制的地方性影片。
在后一类影片中，弗立茨·施尼德尔导演的《农场工人乌利》似乎因其真实性而成为一部真正的杰出作品，比这位导演摄制的另一部影片《奶酪工》要好得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电影业的恢复是从那部极其有趣的《在以往的日子里》开始的，在这部影片里，海尔摩特·考特纳通过一辆汽车的经历，叙述了他的国家从1932年到1945年间历史中的几个插曲。这部影片有几个场景获得无可争辩的成功，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