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矮山，村庄正前面的两侧分别立着两座像门一样笔直而立的两扇巨山，右侧的那扇门下凹下一汪池塘，那汪池塘就是墨池，两扇门之间是无限辽阔的土地，一直蔓延到连绵不断的群山跟前，在这里肯定要出一个一手拿着巨笔，另一只手拿着煤油灯的人，他推开门去，跨过重重的山峦，以文字为源泉，点起熊熊燃烧的灯火照亮世界被黑暗的欲望之云挡住双眼的人们。
南方人，离太阳近，人很聪明，但血气不足，最怕白人格斗；北方人，离太阳远，热衷厮杀。我是一个从南方杀来在北方补足了血气的诗意野蛮人。
人们对中国的文坛已感到濒于窒息，更新血液正是时候。期待了那么久而迟迟未能盼到的身上混合着摩西和撒旦血液的文学救世主，将裹挟着南方群山里灿烂的阳光，沸腾着一身的热血从中国真正的南端走来。
我在大山村看着吴席爷爷的坟墓，坟墓上荒草已多，墓碑是侵入人皮肤的冰凉，我向他鞠了躬。
是夜，我站在处在我们村最中央位置的我家天台上看到夜空分成了两半，一半密布乌云，另一半无限空旷，圆月在天空中最中央的地方忽而陷入云层，忽而又干净明亮。
习习凉风中，我听到有人在唱儿歌：
前塘后塘，上寨必出王！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日
原生态妓女
中国的天才导演姜文最近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很叫我喜欢，他说：“比如说美国电影、欧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心态问题。美国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它是一个勾引关系，赏心悦目、互相调情的关系。欧洲稍微成熟一点，多少有点第三者的关系，但毕竟还是梳洗打扮，喷着香水去约会。中国电影的心态有问题，我觉得必须调整，就是说我反正是糟糠，跟你过这么多年，睡不睡也得睡，澡不洗，头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盐，怎么糟心怎么聊，那能舒服吗？您太折磨他了，他必须跑。我们也看到有的片子，糟糠也梳洗打扮了，涂胭脂抹粉，猛一看是一个新女性出现了，结果一上床聊的还是柴米油盐，啊，完全没有荷尔蒙了。”
这用来谈论文学又何尝不可，其实中国文学跟中国电影一样，也是有心态问题的。老有一些人对一些好看的、读者喜欢的书横加指责，说这个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啦，这个这个又不健康啦，这个这个写法毫无新意啦。。。。。。啦啦啦啦。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些人为之摇旗呐喊的什么纯文学、严肃文学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难道纯文学、严肃文学就一定是好东西吗？其实像什么通俗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这样的区分是毫无必要。这样的东西只是一些人用来忽悠人的。
我们现在所公认的经典，比如说《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等原先都不都是俗文学吗，何况这些书至今仍然是畅销书（当然《金瓶梅》人家不让卖）。巴尔扎克在中国文化人来说是个严肃作家吧，可是孔庆东曾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法国的女编辑来跟他们做交流，人家问，你们在研究我们法国的什么作品，孔庆东就说，我们研究巴尔扎克。法国女编辑就惊奇地说巴尔扎克在我们法国是个通俗作家呀，你们研究他来干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公认的连读都要人头大的二十世纪的两部所谓严肃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相当畅销的。所以，我们不要以看到什么书畅销，就去诋毁它，站在对立面说这个书根本就不怎么怎么地。这有一种眼红的要把别人灭之而后快的恶毒心态。
我们再来看那些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连文学硕士都看不懂得很多现代诗，一些玄乎玄乎的散文诗，一些拧巴得不得了的散文，还有很多形式大于内容的小说。仿佛东西写得越让人看不懂就越牛逼。有些人会说了，难道你要我们去写像那些什么玄幻呀，言情呀什么东西吗。我只能这么说，好的东西从来都是从一大堆垃圾中拣出来的，你老想着写好东西，说不定写出来的就是垃圾，那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先把文章写得让人看懂吧，这是基本的要求。至于其它的那就要慢慢再练了。
就我看来，诗歌原本应该是诗人的梦话或者醉语，诗歌应该像酒，醇厚而甘冽，能让人喝得了，但绝不是毒药，用来吓唬人或者喝死人的，同样也不是凉白开，凉白开谁都会烧，还要诗人来干什么。散文其实是在跟人聊天，东一下，西一下，天南地北的神侃，或者像跟人骂架，怎么爽怎么骂，或者像爷爷跟孙子吹牛那样回忆一下好汉当年勇，好汉当年的酸甜苦辣。小说原本就是像一个脑袋里装满故事的老人在给人们讲故事，编出一个原本或有根据或没有根据的东西，让听众听了入迷，至于故事老套不老套，生动不生动，精彩不精彩，感人不感人，那完全靠讲故事的人自身的编造能力了，编造能力的强弱来自于他想象力的大小。
作者本来就应该是读者的情人，或者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情人，应该梳洗打扮，喷着香水通过文章跟读者约会，你在跟读者调情，读者其实也愿意跟你调情，作者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沉迷于文章本身的酸甜苦辣，读者在读的时候也会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酸甜苦辣，就像你在跟情人有意思而真诚地倾诉一些心里话，情人自然也会随着你的讲述或微笑或哭泣。
有一些人在提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其实统统是在忽悠人，人家都是在为自己的江湖地位而弄出的一个圈套，把一些###套进去，然后洗他们的脑。我比较提倡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每个写作者都应该用自己的嘴巴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情人也希望自己的情人能够在体贴自己的同时也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会愿意看到一个被人洗了脑的###。被洗了脑的###通常都会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嘴头老拿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来吓唬人，其实那什么什么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不幽默的，也是容易狂热起来的。
我们还是听听《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作者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很有启示的说法吧，奥兹认为，犹太民族还有一个特点是幽默。犹太人非常喜欢讲笑话，彼此嘲弄，作品也常常自嘲整个民族或作家本人，奥兹说：“幽默感是消灭狂热分子最好的办法，试想，一个人总是不停地笑啊笑，怎么会变成狂热分子呢？”奥兹认为幽默的背后是一个人站在他者的角度回审自己，他表示，伟大文学的秘密正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和本民族的文化。
中国人自古以来被儒家教育得太正经了，什么事都要板着脸做，什么话都要板着脸说，空会摆造型，现在很需要有有幽默感的作家，当然也需要有有幽默感的读者。不过，各位有幽默感而又带着幽默感看着各种文章的读者也要当心了，你们如果把作者当情人的话，就要擦亮眼睛找一个声音好的、有姿色的、起码要看得过去的情人，千万不要被那些什么什么好像非常正经的鬼招牌迷惑了眼睛。
我的一个朋友喜欢逛夜店，他跟我说最近有一个店的小姐打出了什么什么“原生态”的招牌，听起来好像不错，原生态，啊哈，这些妞应该不赖，于是他一个晚上就逛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如何？爽不爽？他愤愤地说，靠，我还以为是什么原生态乡野村姑小美女呢，一进店，那个老鸨说，我们这是原生态夜店，是高雅之士消费场所，先付款后消费，概不退款，费用是其它地方的两倍，我一狠心交了钱，服务生领到里边一个房间，在灯光照耀之下好像画着浓妆的那个妞还不错，可是一脱衣服，靠，浑身的皱纹，腰部肥肉横行，像根巨大的大肠一样，乳房还是下垂的，下垂到了腰上；还长了一屁股的痔疮。这不是原来楼下发廊的翠花大姐吗，我向她抗议，我说翠花大姐呀，你们来这搞的是什么鸟原生态呀，原来三十块的，现在收我三百，这简直是欺骗消费者嘛。翠花大姐说，小伙；您这就不懂了吧，这叫概念营销，再说我们这也有真货呀，你看看，我这身上不就是原生态的皱纹、原生态的乳房和原生态的痔疮吗，这就叫原生态，懂不懂？回去好好看看书充实自个一下去！
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 。。
像牛马劳作一样写作
阿爸不管是当着客人的面公开的或者在私下都常说我，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懒鬼一样的崽。
在农民这个行当里，阿爸是双寨村甚至四把镇出了名的劳模，每日早上六点刚过阿爸和阿妈就起床到地里干活，有时顺便用瓶子带上白米粥，中午在地里填肚子，然后继续劳动直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山影婆娑的时候才回家休息，终年不断，年年如此像牛马一样劳作。阿爸胳膊粗、腿有劲，干活起来又格外卖力。但是作为家里长子的我却从小病弱，打针吃药无数，虽被阿爸寄予厚望却越发与他不同。
村里其它孩子可以担满满两桶水的时候，我却两个半桶都担不起，为了让家里不缺水，我常常叫村东头的阿四帮我挑，你也许会问人家为什么帮我呀，不要担心，我可以给阿四做功课、讲水浒，这些活我干得比村里谁都漂亮。收稻谷、插秧的时候我也经常半途就偷偷溜走，带着阿弟到山洞口的泉水里泡澡去。放羊的时候，我把羊赶上山头，就自个躺在岩洞下的石头板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山羊偷偷溜下山吃了别人家的庄稼我也浑然不知。每次在被羊吃了庄稼的人到我家抱不平以后，阿爸都感慨说，你呀，以后怎么活呀，要不我给你养只公猪，像下面村的公猪佬阿宽一样赶赶公猪兴许还有一碗饭。
我没有变成赶公猪的公猪佬，是因为爷爷把我接到镇上念书去了，爷爷在镇上中学当老师，到后来还给别人当辩护律师，他是去过山外面念过书的，他的朋友说他以前还写过诗，是个文艺青年，所以见识比山里的其它人要广，嘴上说话一套一套的，人家也非常尊重他，给当事人搞一场辩护还能拿好几百块钱。可是爷爷比我还懒，衣服自己不会洗，头也不回洗，连鞋子也不会刷，这一切都让我亲爱的奶奶代劳，于是我就看到了新的希望，我要像爷爷那样去外面读书，然后回来跟他一样懒。
后来我就迷上了文学，常常看书到半夜，隔壁的房间阿玛屡次催我赶快睡觉，阿爸的鼾声时常如雷般响起，我却充耳不闻，依旧把书本对准蚊帐外面的昏黄的电灯光看得不亦乐乎。然后在第二天正午在经过阿爸阿妈屡次叫唤之后才缓缓起床，梳洗吃饭罢，也不与他们去劳作，而是没良心地到山中水旁、山洞内丛林里神游去了。然后回家趴在桌上瞎写东西。我那时候就想着，我能不能写出来那么一本一本的书，然后卖出去换钱拿来养活我自己？
到了罗城高中以后，第一个学期就在甘谷列老师办的一个作文赛上拿了一个年级第一，还在校报上发表了我至今唯一公开在纸媒发表的作品，那时候小小的神气了一把，大概那个学校除了何不言就找不出其它像样的文学人才了，于是阿哥内心无限虚荣处处以琳州城第二才子自称（因为没有人敢称第一），真是狂妄不已。
北上西安，处于古城西南墙角之下，时时暗自悲歌，内心也常常躁动不安，带了一个像热气球那么大的一个梦想前来，几年之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实现的还没有小孩玩的气球那么大，常常想这是为何？
今天中午我到快递公司领了一个包裹，包裹里美丽的茶干和钢笔之下很意外地发现一本薄薄更加美丽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是是用复印纸打印出来的，上面都是从我今年开春以来在博客上发的文字当中选的文字，我看了很开心，多谢某人有心了，看到自己的东西变成铅字，那种感觉是相当不一样的，再翻翻发觉对这些自己曾经敲出来的东西已经有些陌生了，仿佛是别人的东西，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出乎意料的精彩的好句子呢。可是看着可怜的五十九页的页码，多少有些沮丧，大半年了才写了这么区区几万字的东西，以龙子仲的说法，这么低产，如果以写作为生，我今年估计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后来又整理了一下在这以前的东西，沮丧感越加强烈，总共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六万字。难道这就是一个立志以文字为生的人这几年的成绩吗。这几年除了这寥寥一些文字之外，就将光阴虚度了？
想起师永涛讲过的一句话：作家跟文学青年的区别就是心态和坚持，要当作家是要有作品才行的。我顿时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妄图一夜成名、一日暴富的急功近利的板邪，那个板邪在狂躁不安、在爱慕虚荣、在投机取巧。是的，要做一个作家是需要沉下心来慢慢熬的，要克服种种浮躁、虚伪、诱惑，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来磨练自己的技艺。真理是相当朴素的，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就像把自己套进一个让人备受煎熬的镣铐，几经炼狱之后才能修成正果。不管你对贾平凹如何评价，但是他即将推出的新作《刘高兴》是经过五次修改、把右手中指写得淤血才写出来的，你不能不佩服他对自己作品的刻苦用工，不是谁都能成贾平凹的。路遥更甚，这位付出了生命来写作的作家，写作写到吐血，最后因写作而丧生。师永涛说，他最受路遥影响了，他相信写作就要像路遥说的“像牛马一样劳作”，才会出好作品。我也认为，写作时必须对自己的内心真诚，对自己的职业忠诚，这才是职业作家的心态。也许我们不必要像路遥那么壮烈，但是我们可以时时尝试着戴着镣铐舞蹈。
上帝总会青睐于一些坚强地坚持着走自己的路的人，要么中国当代最有创造力的导演之一姜文为什么会说，很多东西上帝已经在事先创造好了，他把东西送到我的脑子里，我只需要抬起笔来抄就行了。我距离职业作家尚还遥远，我还需要创作大量的作品，因此，我虔诚地祈祷，可爱的亲爱的敬爱的上帝，我阿爸以职业农民的心态在辛勤劳作，我以后要像他那样以职业作家的心态像牛马一样的劳作，你能不能先创作好几部作品，然后发发慈悲送到我脑子里，让我抬手抄抄，好人以后有心人印我的东西的时候能引出来多一点儿？
阿门！划十字。
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夜市摊。土匪。板邪君
九月中旬，西安的雨下得很伤感，我背着沉重的背包，拉着更沉重的皮箱在人潮滚滚中挤入火车，结识了一位宝鸡的天主教徒，他跟他的老婆把他们的大女儿从宝鸡送到西安、然后从西安上车，东出潼关、驶进中原、然后南下潇湘、进逼湖广，最后从柳州下车再搭乘从湛江过海的火车到海口，在中国最南端的地方上学。
近年坐车常遇到这样横跨南北连续几天行程的旅客，所以并不稀奇。让我深感惊奇的是那位笃信天主教的郝姓男中年，在我们共同向东驶进关内的火车上竟然能把平日里能言善辩的阿哥驳得哑口无言。他说，###教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基督教更是天主教的一个派系；佛教是人自己的教派，因为人在众生中；道教呢，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什么生了道？这一点说不明白。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