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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2）
*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关：在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第一届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选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有3人落选；我虽然得票名列榜首，但仍有93人未投我的票，占223％。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选举的，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一位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的考虑是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关：有一种说法，中国有2亿文盲，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意识淡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产生。
*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关：你刚才说的“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是什么意思？
袁：就是让人说话，让人敢说真话、说心里话，言论自由。在蛇口，我绝不允许以言治罪，只要不是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一律不许有任何打击报复、穿小鞋。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经常都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关：能不能具体谈谈？
袁：你听说过1988年的“蛇口风波”吗？
关：听说过。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团委还组织了讨论。好像是几个国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到蛇口去演讲，与蛇口青年发生了争论，焦点就是怀着赚钱的目的去深圳找工作对不对？特区欢不欢迎淘金者的问题。
袁：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青年人不同意那几个权威的说教。这是正常的。但权威们却给有关部门写了材料，整份材料充斥着陷人以罪的文风。我知道后明确表态：（一）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二）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没想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不但国内的《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等报刊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和转载文章，几年之后，还有人说，这是“*风波”的前奏。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3）
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关：你对新闻监督的作用怎么看？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实行新闻自由，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由报社自己决定。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关：《蛇口通讯》有否登批评你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2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1985年2月28日刊登在《蛇口通讯》第2期的批评我的文章《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由一个企业办的小报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关：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
关：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职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关：但传媒是党的喉舌，要唱响主旋律，能允许唱反调？
袁：党报、党刊、电台、广播是党的喉舌，应当与党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传媒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满意的，党一定满意；人民不满意的，党一定不满意。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当是秉笔直书的，一个为人民服务正直无私的党应当是无所畏惧的。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说得好：“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过去蒋介石800万军队都打不垮我们，难道现在还怕别人骂几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关：在西方，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如何保证媒体不滥用这种新闻监督权？
袁：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据我所知，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4）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和法治关：刚才你谈到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我想请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袁：我认为政治文明有两个基本点：*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
关：目前中国的政治文明面对的严重问题是*问题，这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袁：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又缺少*和监督，或迟或早都会走向*，把它的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
关：为什么？
袁：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人性之使然。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词《读史》，开头就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也就是说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自然遗传有*，都有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因而都有自私贪婪的“恶性”。毛主席接着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为了生存，人类往往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你看，人连杀人都敢，*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人类也是不断进步的，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在社会的文明教化下，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约束，人“恶”的本性受到制约，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随心所欲”了。如果不受任何的监督和约束，人的“恶性”就必然会显露、发展，人就必然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存在着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等人性的弱点，如果缺乏监督，人的恶性就会抬头、膨胀，就会利用权力搞*，就像抽鸦片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远的如刘青山、张子善，近的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等等，莫不如此。基督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关：改革开放涌现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大邱庄的禹作敏、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们都烂掉了。你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你不烂掉？
袁：我之所以没烂掉，关键是我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危害性，常常警醒自己不要为所欲为。同时找到了约束自己权力的有效途径……*选举、舆论监督。为了避免*、为了制约权力，舆论监督是一剂苦口良药。我认为在目前我国法制仍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封建社会，这也是避免*的有效途径，盛唐之世与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不无关系。事实证明，我主政蛇口14年，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携款私逃、贪污受贿等案件。因为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关：你说*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但不少人都担心“一*，中国就会乱”，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和长期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建设。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要法治，做到宪法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治下搞*是不会乱的，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前总统克林顿，闹了那么大的丑闻，他的对立面共和党对他攻击得那么厉害，美国的社会乱了吗？美国在这样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政局始终保证稳定。*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早在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国家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这是真知灼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5）
只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关：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成功，但在世纪末却蒙受重大挫折，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国家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有人说，这是*的结果。反思历史，你有何看法？
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是沉重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复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不是*的结果，而是缺乏*的结果。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的国家机制。政治上缺乏*，垄断了权力，导致了专制主义，讲人治不讲法治，丢失了民心；经济上缺乏*，垄断经济，讲计划不讲市场，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缺乏*，垄断了舆论，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垮台是迟早的事情。小平同志说：“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才能救社会主义。当然，*急不得，行动要稳妥，苏联解体与*化的急躁冒进有很大的关系。*进程要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是长期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方向要坚定，持之以恒，更不应无所作为，坐失良机。
“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关：开放改革，我们非常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袁：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当做中国特色来固守。*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加入WTO，不但经济，就是政治、文化都应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融合，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甩出全球竞争圈。因此，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特色应该是保持先进的东西。要扬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与人类文明潮流相违背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取长补短、兼容发展关：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袁：一个是“左”的习惯势力；一个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小平同志曾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左”，他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