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5月24日，*同*、王震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
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 想看书来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3）
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峻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 “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把持的*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冤假错案，*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郭*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