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Dot…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中国领导人前往非洲时，关心的重点之一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重新发现中国（10）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每个人都可感知到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但我们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仍可能在面对转轨难题时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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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渐进中变革（1）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会超过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哪一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志之年？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当马立诚在电话中答应接受采访时，他仍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就像他自己所说，在《人民日报》2 000多人的编辑部内，他是个边缘人。从《人民日报》巍峨的大门进入，穿越开阔的院子，来到新编辑部大楼的旅程，带有某种怀旧色彩。安静气氛与院子中成长的高大松树，流露出与不远处的嘉里中心不一样的气息。
57岁的马立诚拥有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清瘦、温和，他是这份中国最具有官方权威性报纸的评论员之一，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个职位一直具有某种特殊的荣誉。但自从1998年与同事凌志军共同写作《交锋》一书以来，马立诚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于评论员这一职称的习惯性看法。这本著作被普遍视作20世纪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类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称作“中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尽管它的印制粗糙，结构与行文并不精美，却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录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改革路线的左右之争的著作。“后来的反响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大”，马立诚在5年后回忆说。《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的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像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渐进中变革（2）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在渐进中变革（3）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 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长，“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制高点之争”。但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