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件，有着广阔的探讨空间。或许，我们以后可以谈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胡紫薇在2007年末的2分30秒，让我想起了法国女人薇薇安妮，在198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三的夜晚，她对着法国电视台的镜头前谈到了自己的丈夫米歇尔，“我丈夫深受早泄之苦”，她还抱怨与他一起“从未体验过快乐”。这一表演标志着一个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个人不再期待从昔日的公共组织中寻求帮助，不再将私人事件仅限于私人领域，转而将她个人的焦虑与困境释放给公众，但公众不是一个有机群体，而只是不同个体的聚合，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鼓掌、吹口哨、赞扬或谩骂、羡慕或嘲弄，但最终当事人却发现所有的困境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她/他将困境展示在公众面前，但当表达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从一个个体缺乏基本自由、一切都处于计划与保护之中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各自为战的社会，这其中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有待更长和更耐心的分析。
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则是“受害者心态”。在面对台下的听众时，胡紫薇认定既然在两个小时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就有理由表达愤怒，并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道德上的置高点——婚外情定是不可饶恕的。为了赋予自己的愤怒合法性，她还下意识的将整个国家扯了进来——人们不是都在抱怨“世风日下”吗？在普遍的共鸣中，公众立刻开始选择立场——支持或者反对。对于这场婚姻破灭的真正的、更复杂的原因则没人关心，更没人表示理解。任何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男女间的事，哪里有道理可以说清，又哪里是可以依靠简单的道德框架来裁定的。一个局外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爱情与婚姻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成年的参与者，都应分享其喜悦，承担其责任，并准备迎接其失败——人生总是变化难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总比另一个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这件事本来就很难公正的。
胡紫薇将将公众制裁引入私人关系时，道德判断立刻淹没了其本来的复杂性。在屡见不鲜的“受害者”案例中，我们总是发现当“受害者”迅速将自己置于一个弱者地位时，就顺理成章地逃脱了其本来的责任——一个37岁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难道不应该同样为失败的婚姻负责吗？
很有可能，胡紫薇的言行只是下意识的结果，一个女人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所为。但是，其“下意识”却的确反应了我们国家的某种性格。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正深深地被一种受害者情结所困吗？
2008年到来时，整个世界上谈论的是中国的崛起，一个势不可挡的新的全球领导者。我们自己也喜欢类比，就像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确立了战后日本的兴起，2008年的北京则是一个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诞生，或一个古老国家的复兴。但是，与这些金壁辉煌的措词不同，我们的内心却仍被一种深深的“受害者”心态所左右。当我们越来越竭力想证明自己时，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显露出那种深深的不自信。
一群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认定一部电影中有强烈的“汉奸情结”，对此念念不忘、大加*；人们对于西班牙一张报纸上一幅含有毛泽东形象的广告义愤填膺，认定它就是歧视华人……压抑不住的“受害者心态”使我们难以诚实与平衡地面对问题，情绪总是取代逻辑分析。如果你耐心观察今天的社会，你会发现左右摇摆的极端化兴趣，正成为很多人、很多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征。人们可以轻易从怯懦摇摆到狂躁，从自卑滑向自大。
在“受害者”心态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我们的个人价值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别人的态度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沸腾的2008年的北京，我们看到了“自傲”和“取悦他人”这双重情绪，它们彼此叠加，此起彼伏。
在被误解之前，我暂时的停止。我讨厌那种喜欢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义正词严、又空洞无误做出“中国人这样”，或“中国人那样”的无谓指责的人。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注定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而且看起来，我为胡紫薇这一事件做出了过度的阐释。但我相信，后世的历史学家必将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一意外的插曲，它折射出一个剧烈转折的社会中所蕴涵的太多情绪。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管我们成为世界第几大经济体，made in china如何震撼了世界，我们建立了多少匪夷所思的建筑，或是我们举办了多么盛大的体育比赛，但就社会心理而言，我们仍然是一个极端不成熟的国家，表面的辉煌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焦灼与脆弱。所有迅速成长的国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但关键是，一个社会要有勇气诚实地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用华章来掩饰缺陷。
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是体育，也不是政治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