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 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 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难得的欢愉还是有的，毕竟青春韶华，成长着就是快乐，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正因为短暂、稍纵即逝，记忆尤为鲜活——
夏天的田野，太阳从黛青色的山梁隐去，辛苦而乏味、单调的劳作过后，难得歇息下来的片刻，年轻的心却异常活跃起来，寻找刺激是最有效的解脱，哪怕是一出出的恶作剧。这时候，杨锦麟常常成为大伙逗乐的对象。
当年下乡的时候，杨锦麟属于知青户年龄最小的一拨。个头不见长，身体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一头黝黑带卷的头发却漂亮得让人嫉妒。那天，一伙人开始起哄，围着杨锦麟打赌，如果杨锦麟肯把头发推光，那么全队知青都跟着剃。“ 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推！就推给你们看！”杨锦麟说到做到的结果是，一夜之间知青队变成了光头党，一溜排开三十多个秃瓢。
“ 真是好过瘾呐！”一段少年往事，让半百之年的杨锦麟孩子似地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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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4）
就是出门特不方便，记得刚推完光头后不久，杨锦麟和另一位伙伴到上杭县城，到了县城，天色已晚，不得不投宿旅社，但一颗光秃秃的头，让旅社服务员心生警惕，一口拒绝了杨锦麟投宿的要求；无奈，只能趁着夜色赶路，那一晚，走了八十里路，到了上杭旧县河，当时摆渡的船只已经停止过渡，“ 只得在路边茶亭的蜈蚣草堆里睡了几个小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包”。杨锦麟说，那只是八年知青生涯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乡村的慰藉，孩子们的淳朴给了少小离家的杨锦麟短暂的精神支柱。每天学生下课回家，寂寞了，杨锦麟便会邀上几个知青同学结伴上山砍柴，卖给瓦窑，这成了杨锦麟刻骨铭心的快乐。
福建原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杨锦麟辗转过几个知青点，都是山多平地少地瘠而民贫的山区。一百斤柴，当时市价是八角五分，足足可以买到一斤白酒。三十七度的白酒，八角五分的价钱，十华里地，现金交易。杨锦麟永远记住了三七八五这四个数字。砍柴回来的路上，大家盘算着，怀着莫名的兴奋，甚至喜得发狂。结果往往是柴没卖掉，钱没等到手，一帮人已经兴冲冲地拥进了小卖部，赊账，酒是首选。“ 那时候根本也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偶尔有些花生米算是最奢侈的了。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啊！哇，真叫过瘾。”
这样的开心因单纯而美好，更因为短暂而需要特别铭记。
厦门知青们有一本结集，取名《告诉后代》，评论者称这是一部令人刻骨铭心的书。一百七十多位作者，代表数以万计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讲述真实的生活和人的故事。恩怨、激愤、控诉甚至怀恋都不乏篇章，而诗意也蔓延其中。总体上“ 缺乏强烈的政治性，缺乏强烈的大志向，缺乏强烈的功利性，却更具有家园意识”，这就是厦门知青相对于全国各地知青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五、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庄振典是杨锦麟敬重的大哥，也是双十校友和同期知青农友，校友总会的《感悟双十》，他是主要发起人、策划者。
这些年，庄振典遍寻杨锦麟下落不获，杨锦麟在香港为生计故，整日营营役役，甚少回家走动。只是2004年厦门大学聘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邀请杨锦麟在校庆期间，回到母校在最高层级的学术讲座——《南强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演讲，幸得几位学兄学姐引线穿针，多年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于在厦门相见。2004年早春的夜晚，几位校友、农友以及双十中学老校长李永裕，杨锦麟初一的语文老师彭一万，终于有机会相聚一堂。席间，庄振典了却了多年的心事，一段公案时隔三十多年后浮出水面，令人唏嘘。
4月的厦门，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微微凉意的夜空里，杂糅着酒气，庄振典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杨锦麟。
当年他们所在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不久前去世了。杨锦麟闻说罗胜男去世了，感到无比惋惜。庄振典说，就在临终前，罗胜男心里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叮嘱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庄振典和杨锦麟，说是有要紧的事必须告诉二人。原来，当年的公社党组织曾要求自己就近严格监视俩人，而且还要经常汇报。罗胜男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他所认定的好人，却要被组织上暗中监视呢？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罗胜男的“ 政治任务”也因为“ 文革”的终结、监视对象的返城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但这么多年来，罗胜男一直还都在惦记着两位曾被自己受命监视的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解开心中的疑团，也希望杨锦麟知道当年其中政治吊诡的究竟。
庄振典的一番叙述，杨锦麟如梦初醒，向来能言善辩的他竟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惟有痛哭失声，悲恸不已，为自己和庄振典、为罗胜男，也为那个荒唐的年代。
上山下乡，一场空前的人口大迁徙，突然间涌来的城里人，侵犯或分割了贫困的乡村已经十分匮乏的物质利益，彼此的生活更为艰难，共同沦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对这些外来闯入者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当然不可避免。
然而，携手并肩的劳作，朝夕相处，知青们渐渐地也和淳朴的乡亲缔结了情义。当地村民、干部善待、关心知青们的例子到处可见。当年，杨锦麟就和村里的政治队长罗胜男一家关系非同一般。但杨锦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罗胜男居然还担负着如此“ 神圣的政治使命”。
罗胜男同样是个奇特的人，别看他识字不多，作为政治队长，不会读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却能搬出一套套最新的政治口号，教育和帮助杨锦麟一伙知青们，照样准确无误。
农忙双抢，知青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拔秧。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象。那一个夏天，杨锦麟一连两个月拉肚子，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体重。一次高烧，身体发虚，杨锦麟实在支持不住，不得不向罗胜男请假，想休息一个晚上。罗胜男很严肃地看了看杨锦麟，只是认真地说，“ 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活着干，死了算”，就是不准杨锦麟请假。杨锦麟迷迷瞪瞪地，只能顶着三十九度多的高烧，在水田里泡了半夜。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杨锦麟的高烧居然真退了。“ 轻伤不下活火线”，“ 人定胜天”，罗胜男则归功于伟大思想的胜利。但其实，那应该是一个人大半身泡在水田里，硬生生给退烧的。杨锦麟每每回忆此事，还是一副意难平的模样。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5）
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生活的关心、照顾，包括思想上的帮助、提点，罗胜男包括他的一家人给予杨锦麟的还有许多许多，这犹如家庭般的温暖，给了这位少小离家的青年莫大的精神抚慰和情感寄予。“ 下乡的时候，这位政治队长一家老小对我非常之好，队长本人简直就是不得了的好。”一直以来，杨锦麟都把这段情谊当作是上天的眷顾和自己的福份，倍加珍惜。投桃报李，他对罗胜男一家的事也格外上心。难得回厦门探亲，妈妈特别为儿子准备的最爱，本来就不多，杨锦麟除了分些给农友们，最想孝敬的还是罗胜男一家。当年，这位老兄的入党申请书居然还是杨锦麟帮他完成的。
厦门的那次知青农友聚会，一段插曲，揭开了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旧事，以及背后隐藏着如此之深的政治背景。虽然，杨锦麟从未有过扎根的崇高思想，但八年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宝贵青春年华的付出，试图脱胎换骨的改造，凡此种种，最终都无法摆脱政治污点、原罪的烙印。心目中的“ 幸运”“ 福份”原来竟是这等“ 不可告人”，生活对杨锦麟来说实在太苛刻了。
这一刻的感觉，仿佛一棵树在回忆自己的根须，大地是荒凉的，相信杨锦麟的内心也是无比荒凉。
随着同学大哥庄振典的叙述，杨锦麟试图重建当年的场景，像电影慢镜头那样，努力展现关键性的画面，直至定格在罗胜男仍没有答案的临终……见识了残酷，更见识了没有被扭曲的心灵，在心底里，杨锦麟情愿相信，罗胜男包括他的全家，对自己的关爱是纯粹也是最真实的。
罗胜男临终前依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 监视对象”庄振典和杨锦麟。杨锦麟却非常执拗，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 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那一片红土壤”，而且从不掩饰。“ 日后有机会过去看看，一定要祭奠一下罗队长，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杨锦麟还是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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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1）
厦门大学之行——时事开讲
一、终点又回到起点，“ 撒尿都不朝那个方向”
和各地一样，为了返回出发的城市，厦门知青们也经历过静坐、绝食、爬火车、集体大逃亡等等。
被迫离开家庭，或是无奈地随波逐流，平时并不凸显的亲情，突然间在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面前显得十二分深切，凄美异常，泛出逼人的亮度。
知青年代，每一次回城探亲，相聚是短暂的，离开才是永恒的主题，每一次回家其实都是一场生离，难舍难分。知青们自己最清楚，那时说起来是两头都有家，一边是非回去不可的现实的“ 窝”，一个是迫于无奈离开的故乡，两相交织却是极度的痛苦。城市、故乡厦门仿佛更加遥不可及，令知青们魂牵梦萦。
初来乍到农村，现实虽然已经显露出残酷、狰狞，而被自己的理想激情燃烧着，战天斗地的豪迈，知青们对未来依然满是企盼和憧憬。过了三四个年头，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乡村的贫瘠并没有丝毫旧貌变新颜的端倪显现，在个人命运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根本无从掌握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过渡性的政策，却要成为一辈子的扎根，几乎等同于被城市驱逐、流放。于是，一些有门路的人开始想方设法，纷纷撤离，而走不了的境遇只能更惨。
回乡的路越来越窄，就这样沉下去，沉下去，杨锦麟无论如何不会甘心。
精神上排斥、肉体上抗拒，思想认识始终达不到要求的高度，下乡八年接受再教育的过程，杨锦麟大体上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说到干活，或者给学生上课，助人为乐，杨锦麟从没有过半点懈怠。空洞的口号、政治的喧嚣，过度劳作突击的收获，只有可怜的喂不饱自己肚子的工分和身体严重疾患。
苦难的磨砺，苦难成为了学堂。渐渐地，杨锦麟养成了一种内敛自醒的秉性，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冥冥之中似乎又带着某种责任感。
当时，他不过二十岁出头。
和当时很多人挖空心思假病退不同，杨锦麟真是病得不轻。
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广阔天地的原罪改造，杨锦麟的腰彻底挑坏了，腰肌劳损、腰间盘凸出严重到没办法动弹，还常常拉血尿。那时候，杨锦麟的模样，远没有现在这样滋润，瘦骨嶙峋，连一个年轻人正常体重都无法达到。
犯病的时候，杨锦麟身上要绑着一个又厚又重的大皮夹，像是古代的战袍，行动大受限制，可他还是硬撑着下地劳动，为了不丢掉工分，虽然那工分少的可怜。后来，返城以后，腰疼稍微好一点，杨锦麟又把这个大皮夹送给了一个下乡农友的妹妹。后来，听说这玩意还真顶了不少事。这让他很欣慰。
回城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知青队蔓延。先行回城的，大多都不辞而别，悄然离去。偶尔也有农友送行，彼此的目光不敢对视，走的人神情黯然，不再回头，留下的挥手送别，手僵硬在空中，表情凝固在脸上。没有谁是英雄。
1972年，舒婷回到厦门。路过的人，经过的事，风一般飘散而去，曾经努力追寻的终点竟然就是起点本身。在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城市里，写诗的手干起了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和统计员。这还是较早返城的幸运儿，越到后来，知青回城就业，已是许多城市的头等难题。
该受的苦受够了，该挨的骂挨得够多了，不该遭受的尴尬、侮辱都经历过了。拖着瘦弱的病体和永远蜕不去的满手老茧，终于，杨锦麟被知青大回城的潮汐冲回了岸。
妈妈清楚记得，儿子离家下乡，出发那天，正好是他十五岁的生日。一晃八年过去了，杨锦麟最大的收获只有“ 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