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精彩”，但在杨锦麟却无能为力，感觉也变得粗糙起来，好像沉睡了八年。八年后，离开知青点回城的情形，杨锦麟竟是一片模糊。
离开的日子，伤痛和忙乱交织着，杨锦麟依稀印象就是把自己平时睡的床板锯了，钉了个箱子。一只木箱便装载了杨锦麟八年广阔天地的全部。
1977年，杨锦麟病退回城，回到了久别的厦门。前方一片空白。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感悟方式。对那样一出人生序幕的记忆，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鲜明的生命烙印。
几近破产境地的知青们一批批回乡，他们的物质状况如同他们的精神一样受到重创，生存压力再一次抛向他们。有这样一个梦，许多回城知青都做过，而且不止一次，千辛万苦重新得到的户口簿突然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醒过来，原来又是一场梦——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再次落户城市是他们的命根。
有过那段经历，回城知青们集体发誓，“ 撒尿都不朝着那个方向”。
“ 他相信已把记忆的灰烬抛入大海。”返城回乡，卸掉了一切包袱，包括历史的重负，杨锦麟和他昔日的农友们同时变得一无所有，首先是工作。知青们发现，厦门已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
从出发到归来，八年过去，待业青年是杨锦麟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
手停意味着口停。“ 待业”的杨锦麟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他全干过，不亚于在农村插队那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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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2）
一起返城的农友，格瓦拉式的冲动，有人深情地讴歌吟咏：“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有人甚至选择了重返“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而杨锦麟却以他的固执，再次拒绝。
白天退去了。海风轻吹，海浪拍打着城市的夜晚，月光温柔地洒下，杨锦麟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任何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这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杨锦麟又给自己多找了份活计。
电视，那个时候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而看电影却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娱乐，准确地说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连找对象谈朋友，许多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解禁的老片子、新拍的国产片，还有进口片，蜂拥而至，电影院异常红火，就连《大众电影》上一张男女主角接吻的外国电影剧照，都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论辩……
杨锦麟二十有四，已是适婚年龄，照理也该谈谈对象了。而杨锦麟此时此刻一门心思只有生存，哪来的谈对象……每个白天都在城市下水道里清淘污泥，在大街小巷里修整路面，每个周末的晚上，杨锦麟载着电影胶片盒，飞快地穿行在厦门的马路上，却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部自己送来的电影。
对他，生存才是一切。
这是一个饶有韵味的场景，完全可以这样展开：天逐渐地暗下来，烟霞浩淼的海面包围着鹭岛，远远近近的汽车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叫起来，自行车飞快穿行在街道，街灯透过斑驳的枝叶，投向瘦弱的身影。
电影院的工作，那时也是颇有些小特权的。给弟兄们搞几张免费的电影票，不在话下。尤其遇到内部放映或是新片子首映，拨开拥堵的人群，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进场的那一刻，杨锦麟的快意简直就要爆开来似的。
偶然间，这个骑车送片子的年轻人也会想起，下乡时，三个月看一场电影《地雷战》，再三个月，电影队又来了，还是《地雷战》，记得曾经有一年，连着看了三次《地雷战》，最后连电影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电影演员嘴巴还没张开，晒谷场上就出现众口一词、脱口而出的奇观。最令人陶醉的电影画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白天鹅起舞，模模糊糊的芭蕾舞演员的超短裙，引入遐想；瓦西里和列宁的女管家拥抱亲吻，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日复一日，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平实而简单的幸福，这不正是自己在插队时日思夜想，经常从睡梦中都会笑着醒来的日子吗？可是，杨锦麟内心的不安分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
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社会历史的运作如天道无情，在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将个人裹挟而去，不知疲倦地斗私批修，莫名其妙地气壮山河。杨锦麟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自我的命运根本无从掌握，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弱冠之年，便饱尝生活艰苦的杨锦麟，不由得对个人前途命运生出种种惶惑、迷惘之感。
重新回到美丽的厦门，往昔的足迹随着尘土淹没，重新拥有家庭温暖，丰饶的大地给正在精神和肢体恢复健康的回归者杨锦麟输送精力。人终于回来了，可未来在哪里；旧船沉没了，新的彼岸又是什么。杨锦麟的思绪恍惚起来，像寂寞雨夜，恍恍忽忽的街景一样。
为生计、为糊口奔波忙碌，杨锦麟从未有过自怨自艾，可他并不甘心。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受难者，他只有再度出发，自觉地更新，迎接挑战。命运似乎又在向杨锦麟招手了，但机会并非唾手可得。时间来不及让杨锦麟停下来思索、体认。
转眼到了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学停止推荐入学，此举意味着被废除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信息表面含义的确如此，而背后所传达出的丰厚内涵，怕是只有过来人才可能真正体味到。
第一年，杨锦麟的报考愿望未得到街道允许。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等杨锦麟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十多天，美其名曰是复习应考，可许多课程对仅仅初中毕业的杨锦麟而言，其实压根就未曾学过。
说起高考，还有一段小插曲。“ 张铁生起事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的丁点闲暇时间。每天，几个同学走十几里路，聚在煤油灯下一起补习，结果出乎意料，他们答不出来的题，我都答对了。他们的学历可是都比我高啊！”杨锦麟并不讳言，自己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却是不完全的中学学习。正如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言：“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王当时是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回城的时候，杨锦麟连自己那张初中文凭都不见了踪迹。
天海相连的低空，厦门天气出奇的闷热。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杨锦麟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十几个小时，过度用脑不说，还要饱受空气潮湿和令人绝望的高温折磨。那时候，不要说空调压根听都没有听过，就连风扇，杨锦麟一家也是在他考上大学多年以后才奢侈地用上的。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有硬撑着，用杨锦麟的话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可真叫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杨锦麟瘦得可以飘起来。
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3）
…………
三天考试结束，接下来的等待更令人焦虑，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毕竟只是三年初中学历，外加没完没了的运动和八年战天斗地。第一次参加高考，把握究竟有多大？那个盛夏前途难卜。杨锦麟心里似乎也未见得很有底，他几乎做好了再一次考试的准备。
其间，杨锦麟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筹办期间，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用简单的拍摄照片方式，将大陆流行的电影歌曲和电影明星冲洗成一张张的照片，然后拿到厦门大学摆地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兜售”。那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年代，即便只是一张简单不过的套色图片，也是难得的精神产品。“ 那会儿，卖得真快，就靠这个养活了数十个待业青年。”工艺美术厂筹备的第二年，为了迎接当年的春季交易会，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定单。
算是对街道办事处和一群参与创业的同伴们有一个交待。回到厦门之后不久，录取通知书终于盼来了。
在此之前，杨锦麟曾经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时至今日，杨锦麟还记得信的最后，真真切切写的是“ 我要读书”。自学成才的大陆军旅作家高玉宝在描述自己童年失学惨痛经历的大声疾呼，居然成了杨锦麟和所有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共同的心灵呼唤。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还是全国的重点大学。薄薄一张纸捏在手里的时候，杨锦麟明白，这是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他把命运再一次地攥到了自己手上，紧紧地。
那一年的高考，杨锦麟的政治、历史成绩相当了得，即使在全厦门也是数一数二的高分。“ 数学，考的很抱歉，只有十一分”，每每得意自己二十多天苦熬的“ 战果”时，杨锦麟总不忘补上一句调侃。
最终，杨锦麟是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大学四年间，杨锦麟还补齐了一片空白的英语。
杨锦麟至今清楚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中那一刻的情形——全家人高兴，杨锦麟的父亲尤其感到欣慰，祖母也是老泪纵横，只是一心希望孙儿成龙的祖父，早已经去世。那些天，久违的欢笑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的脸上，杨锦麟还因此成了他所在街道家长们教育子女的样板。
离开工艺美术厂，到厦门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设便宴欢送杨锦麟。是夜，畅饮，大醉方归。杨锦麟这家伙，醺醺然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中的杨锦麟，事后家里人说，杨锦麟这家伙只是狂笑不已，整一个“ 范进中举”的癫狂。杨锦麟事后也只是依稀记得，自己一个晚上的喃喃醉语，也只是四个字“ 我要读书”……
“ 我要读书”，四个字，按照杨锦麟现在读报时常常说的另外四个字，就是可圈可点。
鹭岛最南端，那所坐落于此的知名高等学府，美丽的校园亦是厦门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更是一所精神、思想之所，“ 青年的吸铁石”。少年时代，杨锦麟曾有过无数次的校园嬉戏追逐的欢乐；而作为一名学子，求学深造，对杨锦麟包括这一代人，无疑是莫大的荣耀。此刻，杨锦麟已是二十有五，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大学生。
造化弄人，百感交集，想必杨锦麟是最具体会的。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1）
一、天界晓钟，催人梦醒
出生在美丽的鹭岛，像鸟儿一样快活，十五岁之前不曾离开过，杨锦麟兜兜转转八年，又回到起点——厦门。
有过八年的离家，相比较过后，杨锦麟愈发热爱这里的一切，菽庄藏海，鸿山织雨，五老凌峰，鹭江唱晚，童年的零碎记忆串起来是橙红色的岁月，而今归来，厦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一次向他敞开怀抱。
入读大学无疑是杨锦麟个人命运的一次彻底转变。
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同时意味着响当当的国家干部身份的确立和开始。这一点对“ 老三届”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特殊的群体，尤其意味深长。当这些昔日的接班人们饱经忧患，时隔多年重新捡起书本的时候，岁月沧桑的皱纹已经爬上他们的额头，不少人已经结婚成家、拖儿带女，不经意间又成了那时全国各个高校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厦门大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建的高等学府，1921年，由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兴办。厦门大学位于厦门岛南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中西合璧的“ 嘉庚风格”，不仅外现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与西洋流派融合，所创造出的形貌、色调精美绝伦的校园建筑，同时内化在其“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和办学风格。
厦大校训，陈嘉庚先生的解释是自觉地积极向上，发奋图强，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绝不停止自己的努力，永不懈怠。两句话分别出自《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礼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厦大校歌“ 学海何洋洋，鹭江深且长，至吾知于无央”。同一个班级里，有和自己年纪相若甚至更老的，也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应届毕业生，莘莘学子们，除了诵读校训，齐唱校歌，再就是对紧张的学习开始的全新投入，这是杨锦麟入学教育的第一课。
十年浩劫结束，对“ 文革”灾难性后果的拨乱反正是当时举国上下最急切的渴望。把被“ 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无异于当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般振聋发聩。杨锦麟这些高龄大学生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杨锦麟连近在咫尺的家也难得回上一趟。
见识过了贫瘠，于是，杨锦麟更懂得财富的意义。坐落在校园大礼堂的钟楼，每天清晨按时敲响的钟声，唤醒了厦大的学子们。杨锦麟和他的学长们，是校园里比钟声起得更早的人。
厦门厦门，大厦之门，天高地广。厦门大学同样学府门户大开，杨锦麟就读的历史系，名家荟萃，人才济济，师资力量强大。这对于初入校门时的杨锦麟，只能是一个必须仰视的世界。有两点使他走上了那条如同朝圣般的无涯学海小路。一是虽然靠着自己的“ 急才”，二十多天补习，居然以初中生的资历一脚踏进了高等学府，但那点底子，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二是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代大潮的推动，读书和发奋读书，是惟一改变个人乃至国家命运，实现“ 四化”的根本所在。
此时的厦门大学经过几代人的创业，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有着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侨、台、特、海”的声誉，在海内外日见兴隆。深居校园，读史、研史、治史，联通古今，杨锦麟增长的不仅是学问见识，学习技巧和方法，还有慎思、审问、明辨和力行的精神滋养。
那些日子，杨锦麟几乎爱上了那种感觉：天空是那么湛蓝，阳光是那么温暖，骑着丁零当啷的自行车，穿行在校园哗哗作响的树丛间，季节仿佛永远停留定格在秋天似的，那些散发着古老书香的、属于过去、属于自由和理想的精神养料，那些师长前辈们的道德人品、才学识见，甚至当年鲁迅、巴金、林语堂等文化巨匠徜徉的曲径陌巷，都足令他敬仰兴奋不已。杨锦麟像久渴的蜜蜂见了花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
大学四年，杨锦麟打趣说，如果不是高考历史得了高分，被历史系抢先录了去，自己很可能会是中文系的学生。那样的话，说不定还会对老乡林语堂的厦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