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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是一个颇有传奇的人。他的出身一般，秦朝时当一员小吏，却颇得朋友相助，尔后与西楚霸王项羽争雄，这些结交的朋友开始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刘邦是一个通晓俗世道理的人，尽管免不了争强好胜，然而还是更明白天下之道的。从这封诏书里，可以读出这位新妆帝君的心态以及求贤似渴的心情，甚至，完全可以将之理解为周围辅佐他的那一群智囊团的集思。而也就从此际开始，一个新王朝也就迈出了贤明治国的步子，这道诏书之中，可以依稀看到儒学思想的一些踪影，而更多的，则是流露出帝王专权的思想。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将它改换成为白话文的招聘广告，这种文化一脉的传统还是会吸引很多人投递简历的，甚至可以包括那些海归派们，许多人都是会奔着“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句话而来的。
汉朝文化的普世，在高祖时期似乎还没有真正到来。多年战事频靡，让全国民不聊生，使这个新生国家的精力都花在了经济民生的恢复与治理上（还有一大批拥有战功的王侯等着封赏），刘邦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还要防止拥兵自重的统帅们倒戈背叛。
让汉高祖由一个对儒家学说毫不感兴趣转而变成推崇儒学思想和讲求礼制规矩的皇帝（这也难怪，战国末期礼制崩坏以及后来的讨秦与楚汉权力之争使刘邦没有闲暇功夫讲究任何礼仪）是因为一个叫陆贾的书生，陆贾对高祖说：马上行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一句话，提醒了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邦，恢复纲常礼制，对于一个长期战乱的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是必要的举措，更何况，刘邦在四十八岁时起兵背秦，到建立汉朝时已经五十四岁了，这种年纪，按儒家圣者孔子的话说，已是天命之年，所以听明白了陆贾的话。
儒学复兴与国家兴起（2）
汉高祖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解决人民吃饭的同时，还需要解决这个国家在文化理念上的空白。秦朝的独裁和暴政，使之迅速灭亡的并不仅仅是这些行为本身，而是源于这些行为之后的独尊与背民思想。当时秦朝重用的韩非子，就专门针对战国末期的诸子思想提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的严苛主张，致使演至了秦王的焚书坑儒之举（这是人类历史上对于文化思想的罕见暴行。然而在中国竟不绝于历史）。所以，当几十年之后一位叫董仲舒的儒者出现在大汉天子的殿堂里就成为了这段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必然。
秦朝时期人性所受的苛待和严酷压制，在一场天地巨变之后的汉高祖手里获得了缓和。这一点，与秦王们历代为王只图国家霸权到刘邦出身闾里并刚刚从草根坐上皇上位置也有很大的客观环境关系。开国的帝王们，在中国历史上都似乎有这么一个传统：体恤爱民。这与他们来自不同时代的社会底层以及在时代巨变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国难不无关系。所以，汉朝刚一建立，尽管国家政权的律法都几乎是承袭秦朝之外，在苛政上却是完全减免了，采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来养息民众。
在先秦时代，儒学不过只是许多门学术思潮中的一支而已，至多也只是获得了“显学”的称号，至秦朝，这一学说开始受到压制，一些儒学之士见势不妙，便归隐了，这中间，自然对出世的道家思想也就有所涉猎，到后来董仲舒的出现，新的儒学之中已经融合了不少道家的神秘主义，或者，是新儒学将道家思想中的玄学部份嫁接到了儒学之中，从而为新儒学提供了一层神秘主义的保护色彩。陆贾的一个提问，将一个朝代的方向轻轻扭向了儒学，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悄然将儒家思想以及它的学术理论作为一个软驱嵌进了中国第一个稳定国家的巨大身躯之中。在“儒以文乱法”的告诫之后，汉高祖以秦的二世过早灭亡作为事实依据而将之彻底否定了，由此而得出的结果就是：兴儒学，尊孔孟，行黄老之道。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地方，而且发生得总是踏雪无痕。一个在不久前被一位君王坑灭的学术思想，在另外一个接踵而至的君王手中得到了复活。这个平反诏雪的时间很短。从这一点上看，这场拨乱反正的文化大改变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一次，而且干净彻底。
经过一番休养生息的铺垫和儒学的起用，到后来的文帝、景帝时，汉朝已经基本太平，政权也更加巩固（有好许多次王侯的内部之乱被及时平定了）。所谓的“文景之治”，就是说的这两任帝君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迎来了和平与稳定，通过从高祖开始并至文景两帝的休养生息的国家政策，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与大繁荣，并为汉武帝的兴兵强国作出了重要的国力铺垫。
董仲舒与司马迁同期，比司马迁稍长一代。这个汉朝的儒家学者，所做的事与司马迁则完全不同。他在汉武帝时候通过举贤良文学之士而到达了朝廷出任博士，基于他个人的思想和学派，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形成了自汉代起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一种全新的儒家学派垄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成为了后来中国文化2000千年所沿袭的主要脉络。
董仲舒的思想中究竟是因为什么吸引了皇帝？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将儒家思想阐发成为一种新的帝王宗法思想的。他把孔子的儒学中关于国家、礼教、行为规范的部分提取出来用于游说，同时又集约了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儒家宗教体系，并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作为四位一体的宗法体系，达成了当时帝王们十分渴求自身地位获得强化，神化和天命的至尊价值确认则大大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在这一体系中，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并将帝王的尊贵直接诠释为“君权神授”，同时他还很巧妙（抑或是他自己确信）地引导汉武帝相信“上天”对地上统治者所拥有的指引和授意权力（他借用了常见的自然气候与天象来象征并说明这一上天符瑞、灾异的愿望或谴责，这在当时人类还无法解释天象的时代十分凑效）。这位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沿着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更把自然宇宙的“天道”与国家帝君与人事作出了更加具体的比附，从而论证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在孔子的礼制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创新发展出 “三纲五常”的社会、国家、家庭和个人必须遵守的伦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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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与国家兴起（3）
今天来看，董仲舒的儒学加经学的思想只不过是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再糅合了道家“天人合一”学说和先秦学说中但凡对他有用的思想杂货店，并将“天”的莫测与人事巧妙地纠合于一体，藉以增强说服力，比起孔夫子单纯的推崇周礼和孟子的质朴良心，董仲舒更多了一层学术思想的投机创新，准确把握了皇帝们需要至高无上的权力欲望，并将儒学也同时包装成为了“天道”思想，从而大大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如果说众多学说都还只是一人之学的话，那么儒学到了这里，就已经是“天道大统”的唯一学说了。因此，“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这一结果也就自然而成，如果老子在世，也会失去辩解的机会，而孔子再世的话，对这个以儒学之名而替天行道的后代弟子，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董仲舒这种源自经文道家的儒学，追源溯流又善尽人事，自成一体，在中国一些传统经学研究者眼里，仿佛是一方大家。从文化机会主义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确实是争取了一个秦末汉初文化复兴的极佳时机，在众多学派尚未复苏之际而捕捉了学术崛起的时机，而最为关键的，是把握住了君权神授的最高需求，因此一举而成为天下大儒。所以，几乎可以说，今天许多情况下所谈论的儒家思想，其大部份已非孔子所最初创说、由孟子慈怀普世的那种人文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施以杂家众说而拼凑并发挥的一种封建君权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掺杂了太多的真理也添加了许多的荒谬甚至怪诞，以至于令人无法真正辩识它的维君维权的意识内核，可以说，经过董仲舒的文化杂交而最后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千年“伪道”，从而使文化从此走向了封建君权的教化之道，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僵化与苛严的规矩。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在山水与闲情逸志之中寄怀了。
文化成为大一统的道统之术，可以从董仲舒算起。
《史记》与司马迁（1）
也就在董仲舒开始新兴儒学之际，在中国文化求真与求我的另一端，司马迁也开始了他的历史。无疑，这一历史的存在使中国文化史的真实一脉而得以保留。不过，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却很大，一个是影响并保存了中国的文化良知，而另一个则助长了中国封建帝王国家的权利欲。这二者之间，有2000多年的时间让后者占了足够的上风。
司马迁诞生的前后时间，恰恰是欧洲古罗马兴起的时期，到公元前100年尤利乌斯。凯撒诞生的时候，太史公司马迁洋洋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的《史记》正刚刚著成，这部著作记录了起自黄帝公元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年）共计三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并由这个中国人亲自整理了这段漫长古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所有史料、官方记载和民间野史，将它们编写成一百三十篇，成为人类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人类第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而稍后成为罗马伟大的执政官的尤利乌斯。凯撒，则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个人回忆录。而在此之前的200年间，新兴的罗马城邦国家正开始在亚历山大创建的马其顿王朝崛起呢，这个类似于古希腊斯巴达式的城邦国家由###院的贵族制再到僭主制，因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与中国秦末“斫木为兵”的陈涉和刘邦项羽们很相似），并使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跨越北非大沙漠、东方幼发拉底河和欧洲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庞大帝国。
在人类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近五个世纪中，在东方，是中国的战国末期及秦汉朝的风云时代，在欧洲则是古希腊后期（含有亚历山大的大统一）的古罗马帝国时代，而此际，也是古埃及和印度孔雀王朝兴盛的时期，对于罗马以及之前的亚历山大而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中与这些当时的文明区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并尤以罗马帝国为盛，而古中国则仅仅只是在生成这个人类民族的自身之间产生出巨大的权利动荡。这一点，在中国与欧洲的文明发展史上不能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深度考量，这之后的两千余年直到今天，在所产生的各自文化差异直至影响到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以及社会形态种种区别的出现，都与这一点有着深刻关系，而我们则很可能将这一历史发生的小小差异完全忽略了。
有时我在想，假若就在那个时刻，让中国战国诸侯中的某一位与亚历山大相遇，或是使尤利乌斯。凯撒大帝以及他的后继养子奥古斯都与汉武帝或是东汉汉光武帝刘秀相逢，罗马军团与大汉军队相对，首席执政官与中国天子对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又将作怎样的解构？假若产生出这样的一段历史，是不是会有希腊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介入？是否会有基督教在中国的移植？而东方的思想是否也将成为欧洲文明的始端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普世的开端，那种“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不是也将因为这种阔大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生而不复存在，从而失去它的伪道地位并深远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臆想和猜测而已，事实上，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交融，恐怕只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体现在司马迁这个人和他所著的《史记》上。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真实的人，相比起更早前的中国那些思想者和贤者而言，这个人离我们更近，同时，他所著作的《史记》这部书也加深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认识。这样说吧，如果说先秦的中国文化更象传说或西方《圣经》一样的坚深奥秘，那么《史记》则将历史作出了最为明澈的描摩，如同我们看到罗丹的思想者和达芬奇的绘画一样，使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感知不再象是听圣方济各或者圣保罗的故事一样，让我们总是如坠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为了写好这一部份，我认真阅读了两天（当然是在工作之余。这些天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不久前还刚刚为童自荣老先生的一段朗诵写完一小段文稿），同时，我将写作电脑搬到了阳台上。这个十一月初的天气还不错，再过两天，由坦克库邀请的美国康斯威星大学的爵士乐团还要来此为城市作两场表演，希望天公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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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司马迁（2）
这种将历史和当下以及将中国与世界作如此近距离的沟通，可能唯有以漫谈的方式才能达成，而且，这种方式也才能适合我目前的状况以及个人的喜好。这部书究竟会为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和影响，我是不知道的，而唯一知道的就是，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中国文化，因为它实在是算不上任何一种已有的文化史纲体裁，倒是王国维的那本《人间词话》，还有那么一些旷世而独遗的风格，令他可以在一庐之间，作出一些对文化的个人观感和意境评判出来（这一点与刘勰也颇为相像）。而就在今天下午，一场书博会的书香大使表演将公开举行，一场广商投资公司成立的酒会也将举办，而一个更大的单身日主题活动也将在这座城市的夜晚启动（今天是11月11日），另外，一位公司的老同事将在今天结婚，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在中国，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发生，而在世界，我想，这就是一个放而大之的惯例了，我想起古希腊那位形而上学的始祖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于是将现实客观一瞬与历史的永恒在此分开。
而于二千多年前（公元前104年）开始编著《史记》的司马迁，是不是也是一样地将现实与历史在他面前截然分开的呢？
那时候，汉朝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汉武帝正图大略，遣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和李广将军以及其之子李陵等北击匈奴，以扩边疆，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次以强大国家的面貌傲视四邻的时期，并有着打通西域直至更大世界的巨大历史机会。然而秦以来直至文景之治期间所采取的重农而抑商（尤其是景帝在位时期御史大夫晁错的“贵粟疏”），使武帝甚至所有中国帝王们的世界观中都缺少了一个国家通商与发展贸易的重要动因，以致征伐与统治以及农耕经济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一直都作为国家的核心职能，因此，即便是汉武帝拥有着强大的国力和外望世界的勇气，然而仍然没有为中国的后来历史带来令人惊喜的世界性改变（这场世界性的改变在公元1978年之后开始走向完全彻底了，而也不过是近三十年的时间）。
因而，今天来看，即便是司马迁所著的伟大《史记》，也只有在这个称之为中华的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一条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