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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诗歌时代给我们的启发，也是灵性赐给我们的想像瑰宝。唐朝的繁荣已经远去，然而她的灵性却没有走远。她留给了我们什么？不是那份曾经的帝国骄傲，而是这样一位被世人称作为“唐”的诗人与诗人的灵魂，活在称世界称为中华的国家和民族的时代里，自她诞生那一刻起，这样一个充满奇伟想像的灵魂与挥洒天地的豪迈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国家和人民。我忽然很哀伤，这样的哀伤倏然掠过我正在的今天，哀伤这个诗人被人们忽略并忘记在那个冷清的角落已经很久。而不久前一位诗人在网络上遭到的一片谩骂和讥讽，让我觉得这个时代因为诗歌的远去而变得不宽容和世俗的丑陋。
这个缺失想像力的时代，是有必要来劝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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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1）
从唐朝文化的瀚海中，会有许多有关中华文化和思想的钩联。这个过去时中曾经诞生过的伟大时代是一种集束式的、爆发式的，也是一种蒙太奇式的（我有些奇怪为什么那些电影和电视剧作家和导演们不多弄几个唐都故事的本子），现在，翻看这部大部头的历史电影时，会发现，许多胶卷已经残损，而另外一些，又似乎老是被电视台充作了中华文化片头的罐头资料。在这种罐头式的文化故纸堆里，最大的一堆是2400多年前鲁国孔子留给我们的，我这段历史和文化思想史，我在前面已经谈论过。不过在这里，我似乎是提出了一个可能会看似尖锐的话题。而实际上，关于孔子和儒家以及其所传的道统文化（这其中已经被许多王朝和各朝的思想学者掺和过许多次了），在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史中一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所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了（因为历史对此话题已经有过更为激烈的讨论甚至是极端的行为）。我在这里提出这一话题的原因不是为了重复那么历史，而是打算以历史的观点来对未来作出一番必要的探看，这就如同我们在父辈们做出的斐然成绩面前来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到更好？仅仅是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来一番批判，我想这还只是说明我们在另一方面对这一学说的依赖，同时也有一种不得不承认甚至臣服于这一学说的潜在心态。而如果我们提出超越孔子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表明我们所在的21世纪。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从不设定一个绝对的偶像的。
而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这一事实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由历史不断添加权重而导致的结果（这种添加的原因很多但核心似乎一直都只有一个）。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将孔子的思想和成为孔孟之道的经学区分开来的，这种简略的方法只要我们划定一个时间值就行。然而，中国的传统力量是如此之大，在过去的很多年里（2000年左右），这种维护儒家道统的力量要比怀疑或是否定的力量大出绝对的许多，以致于使超越的念头更是绝迹（这种维护与保守有些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教皇和经院哲学对于基督教义与古代先哲们思想体系的坚定维护）。从孔子的思想要旨来看，他只不过是春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国家政论、社会伦理以及行为标准思想中的一种，这种思想若是放在今天的网络上，估计可能也会有超过半数的网民并不十分感兴趣。基于这种人文与学术平等的现代准则，提出对孔子的超越而不是再来一番批驳，应当是这个时代对待传统中国思想的应有态度，也是一种基于理性与科学发展观的积极思考。
自汉以来，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就被大大加强了，而其后，成为了整个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部内容，也成为了自隋而兴唐而盛的科举制度在教育与人才培育领域的基石，只到现代中国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孔子和儒家道统的价值与社会作用才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这种质疑又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拉了回来，直到下半叶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才对此形成了一次最沉重的打击，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学说和思想统统被斥为封建遗毒而由红卫兵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到了20世纪末，通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而富裕起来的中国又悄无声息地恢复了尊孔，一股光复新儒家思想与传统的思潮发出声音。
恢复对孔子的尊重和学习儒家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依我看，再学一学道家文化与墨家与法家思想亦应兴起，这样，也让21世纪的中国人了解一下祖先如何拥有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历史辉煌，也汲收一下朴素自然哲学和古中国国家社会之初所产生的诸多伦理文化思想的精髓，然后看看是否对今天和未来有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想必是对孔子的一个正确态度，只是，以今天观之，这样的态度也是鲜见的。
唐朝盛世之际，国家对儒家学说和道统思想是十分尊重的，并且大力推崇，使之成为主流，这之外，还辅佐以佛教和道教，从儒、释、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三足而立所起的作用来看，儒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务实的伦理治世之道，而佛教则充当了这个漫长农耕社会的安心定神丸，道则为社会提供了无为出世的自我调节功能，有了这三项，皇帝们只要不让天下百姓穷死掉，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可以安然为继（除了外族的有力侵袭）。所以，儒家道统再加上释、道两具，实质上是中国漫长封建史的三个重要的文化与精神文明支撑点，从国家稳定的战略来讲，是起到了相当积极作用的，然而从文化本身的客观性与社会人本性上来看，又让中国在其历史中付出了远离科学与民主自由的沉重代价（这样的代价就连中国皇帝本身都难以从中自拔，而中国到20世纪初还有绝大部分人口尚不知世界二字为何物）。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2）
撇去两门宗教不谈（事实上在中国儒、释、道早已三位同体），儒学思想的根本乃是在于“克己复礼”的伦理规范的模式，其对于“新”的解知，也是由“温故”而来，至于“创新”二字，则是犹听天外，是无法到达中国社会的传统思想中的。这使整个社会的精英都无法摆脱其束缚，甚至是齐齐归附于斯。在这里，便要略谈一下唐朝兴起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和柳宗元对先秦两汉古文风习的倡导。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今天白话文尚未诞生的当时，春秋战国时期的策论和诸子百家自由抒发的散文以及司马迁《史记》的生动文笔，都为唐朝留下了恢宏隽永的传世文章，韩、柳之所愿，也是寄望于文章能够乘此盛世而为文章大家，使大唐文化的华彩得以光大。这在当时颇有文学思想解放的意味，所于，全面破除无心而重形的四六对偶骈文习气，将文学情性与作者个性予以彰显，便成为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轫点。
我在这里选了韩愈《师说》一篇，作为研读与分析之作。韩愈24岁即以科举而中进士（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可谓才俊出少年，文思斐然，一生穷于儒学道统，堪称一代散文宗师和文学大家。他的这篇文章，都是许多中国人在中学时便读过的，于此节录下来，也学孔门弟子一般，一并研习，温故知新，看看21世纪的我们有怎样的心得：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这篇1200年前的文章。我仍记得中学时的所学，那是每天早晨必背的课文，其中古汉语的咬文嚼字的独特文法，就是背起来也让我们这些孩子摇头晃脑，俨然一副夫子之相。现在想来，还会有许多中国的孩子们会如同我一样如此这般地学习中文，而更多情况下，这样的学习往往止于识字断句和死记硬背的低级层面（这也是中国方块字客观存在的一种普及之惑）。
从韩愈的文章中，可以透视到当时社会教育和学习风尚。看来，作者的感叹涉及的关键有二：一是不好学不求道以及不尊师之风已经在当时出现，似乎还有盛行的迹象；二是作为教育之师的传道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于是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文化昌明的唐朝盛世，学习和师道也是一个屁。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的暗示：学习以及从道，一贯以来，都是我们这个民族非擅长的一类。尽管韩先生强调“人非生而知之者”，然而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在求知问道与保持无知之间，许多情况下他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后者，所以，才令韩先生有了“圣益圣，愚益愚”的感叹！韩先生之好为人师的精神是可嘉的，而世俗之众之不好学不敏思不上进也是很顽强的，于是乎二者之间便总会有一方生出叹怨来，这生出叹怨者，当以采取主动积极的一方为多。
接下来分析的话题就更有意思了。韩先生以一己之证，进士之身，才学之丰，足以为活生生的现实楷模了（读书学习就能功成名就），然而《师说》一篇，本是给一位年方十七的李氏学子所作的激赏之文，韩先生却以一番“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感概开头，其意深为何？我们的问题很快就指向了一个方向：为什么会圣益圣而愚益愚？进一步而言，是国中之人为什么乐意于愚（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但也是一个真实问题）？
这种看似的社会性现象，其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亦相当普遍。“愚”的造成，表面是知识文化的不传或是社会大众的不学，而深刻处的原因却是另有奥秘的。这个奥秘之中，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3）
一个是中国社会普世的世俗伦理与短浅的价值观使然。稍事一想想即可理解，一个缺乏更高信仰的现实农耕经济国家，广大之众均以儒家道统的实用型伦理逻辑为统一标准，要在传道与术业二者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术业则更具备一种现实的利益功效。术业之于世俗中国以及社会各业，乃是人人之需，稍有逊色，都会招来激烈并残酷的竞争淘汰，这一特点，1200年前与今天的社会状况并无二致。由此，要做到劝世明道，以术业之学的思想和知识、是不足以能承担此任的，非得要似于宗教的力量方为可行。而中国之历史，素无宗教，更多是纲常伦理和世俗之教，至于道、佛之教，也只是令人幻想而无实质的精神，更没有求实的科学与哲学辩证思想，所以，师道之不传，关键在于道的能量缺乏。因此，从这一分析来看，我们可以不怪世俗，要怪就怪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更高理念的缺乏。
其二是价值标准模糊，这是韩愈的失误了。道与业，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术业，这二者之迷不能简单以一个“惑”而称，亦不能以单单一个“愚”而喻之。圣人与愚民，其本同出一源，之所以差别，乃是对道与业的不同领悟。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心思安居乐业，求田问舍，这样的术业之技和社会价值观，想必是颇有其广泛存在的道理的，没有术业，怎么吃到饭？然而韩先生却斥之为“愚”，我以为不可也。而道之惑，当是一个社会最高价值观与智慧之“盲”，与术业层面之惑全然不同。所以，一个人术业不精或是无技可施，我认为可以比之为“愚”。而你若对一群技能娴熟的术业者谓之“愚”时，则要小心他们把你骂死。而若将智慧和人生和社会大价值观的缺乏者训斥为“盲”时，我看绝大部分人还是会要感谢你的（他们常常会抱拱而称多谢先生指教）。
韩愈先生，我扬文在这里失礼了！从道与术业这两重价值标准的迷失来看，中国之道，其本身就是一个“盲”字，既然道已盲，又如何怪得了世人之凡俗呢？所以今天，我们看报纸绯闻满天飞、网络口水满地溅、电视娱乐满眼秀，全国一片麻将声，都不必惊奇了，因为，以道之盲以及人文哲思领域的茫然空白，自唐以始就已存在，而由秦已来，所有的人本思想和哲学探寻就已被埋进了始皇的坟墓，以致让我们今日读哲学，理解人本，了解人性，还须翻越千山万水到达希腊和罗马，去到不列颠和美利坚，在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里看到自己的镜像，在笛卡尔的《沉思录》中找到自己的独立思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发现生命的演进史，于霍金的《时间简史》里找到一个真实的宇宙，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获得自由市场的指引，从托马斯。杰佛逊的《独立宣言》中知晓方有平等与自由的道理，从好莱坞大片中感受激情，在星巴克体验优雅，在一大片托斯卡纳和圣塔芭芭拉以及赖特的别墅中体会财富冲动，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感悟原来自己是一个世界之中的中国人…
中国儒家道统之中，是不会有这样一些事物存在的。倘若真有，我们近代的祖宗们，也就不会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而深感诧异了，而圆明园也大致可得以完好保留。孔子的儒家学说里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可以不怪他，这就好象我们不怪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术思想的一成不变一样，直到哥白尼在世纪16世纪初提出日心学欧洲才发现宇宙的中心并不在梵蒂冈。欧洲唯物主义的思想先驱罗吉尔。培根（公元1210…1293），独以一人之力而叛道离经，对一切强调实验，实验，对于经院学派的僵化与保守，奋起而疾呼：勿再屈伏于教条权威之下，其一瞩此大千世界！他对于以亚里斯多德为首的经院学术大加挞伐，指出：若使余可得而为所欲为者，余将尽焚亚氏之书。彼之著作徒令人荒废失业，谬种流传，净益愚昧耳。培根又指出，当时欧洲世界的愚昧来源有四：崇权威、守成习、大众无知以及人性骄纵不受训诲之劣根性。他明确宣扬：如果这个时代能去除这四项愚昧之劣习，一个充满能量的崭新世界必将来到！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统（4）
这是继中国唐朝盛世破产之后三百余年，由一位英国人所称言的。在他讲完这番话的250年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芬奇成为了欧洲第一位集艺术、博物、解剖学与工程学于一身的世界宗师，400年后，艾萨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从此，一个宏伟的新世界为人类开启。一当我们的思维真正放远，离开唐朝，离开中国，这样，透过历史和重重传统思想的迷雾，世界与人类航船的真正模样，或许才能让我们见到。于是，今天，让我们以一种前瞻的目光照射未来之路时，那位令人尊敬的孔子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