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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没有预料到的是：等到这日记公开之日，苏联已经走近它历史的尽头。他的最良好的祝愿是落空了。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读者感谢他在日记中提供的许多材料，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1996年11月7日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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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5）
【附录】
“言过其词”
早就想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前几天在书店见到，连忙买下来。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二次印刷的本子。这确实是值得细读的书，对于研究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罗曼·罗兰本人，都提供了不少足以引起深思的材料。译文呢，大体上说也是清顺可诵的。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举一个例吧，第20页：“对这件事的言过其词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这“言过其词”是什么意思呢？“言”就是“词”，“言词”可以连用。从上下文义猜测，译者想写的大约是“过甚其词”或者“言过其实”吧。原来我以为，这是排误失校，看到第59页，它又出现了一次：“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词）。”两行之后还有类似的一处，不引了。可见这就不能认为是排字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还可以从上下文猜测出来。可怕的还有猜不出来的。例如第89页，罗曼·罗兰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日记中评论了一些展品：“从十四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十五世纪初鲁布廖夫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判决书”是法律文书，可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或法学博物馆中，怎么会出现在美术馆中呢？实在猜不出这“判决书”原来是说什么。
书中出现了许多苏联人的名字，译者有些采用了通行的译法，有些却别出心裁另行音译。例如苏联1930年至1939年的外交人民委员，过去中国的出版物中都是译作李维诺夫，书中却译作李特维诺夫（如第11页）。如果是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就可能会以为是另外一人了。
现在报刊上常有文章呼吁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程度。看来已经是颇为紧迫的问题了。能够译书了，掌握外语了，为什么不能也下一番功夫把本国语文也好好掌握呢？像这“言过其词”，可以作为初中学生语文考试的改错题，真不应该出自大学程度的人的笔下。
（原载1996年12月2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
上文刊出后，有人撰文反驳（见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说：
“十四世纪的‘判决书’，大抵用鹅毛笔书写，因其书法精美，作为艺术品收藏于美术馆，也未尝不可。笔者在斯德哥尔摩一美术馆中曾亲见瑞典国王的‘手谕’及‘御笔’。据刚从莫斯科返国的上海社科院周士林先生作证，他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中也曾见过‘判决书’一类的展品。这在西方美术馆中是不乏其例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并非误译。
于是我就找来漓江出版社所出周启超的译本，这几句他是这样译的：
“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些作品的色彩处理是如此讲究，如此精雅，以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派的作品。收藏品中的一绝——十五世纪初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件稀世杰作：天使状的三圣像（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和谐而生的温柔，那种拉斐尔式的完美，令人流连忘返。”（第139页）
这里没有“判决书”的影子。我猜想，这大约是“处理”一词的误译吧。
一本书有点误译，并不要紧，可怕的是为误译辩护，硬要说在西方美术馆是展出判决书的，这对于提高译者的水平有什么帮助呢？
朱正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日记。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这是保加利亚版的季氏日记的一个译本。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最后九年的总书记，经手处理了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务。国际解散之后，又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直到二战结束回国，担任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时有交往。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选译本，其中还是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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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6）
下面，是我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札记。
希特勒比不上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因纳粹党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被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词，是一篇对法西斯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并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1934年2月17日他的日记：
《每日邮报》（晚间版）刊载希特勒答记者问。
记者：“您有意释放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吗？”希特勒答：“法院有权决定，判决会被执行！”记者强调，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回答。
随后记者又问：“您认为这些人会被释放并送出德国国境吗？”
希特勒回答：“肯定会的。”他说，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但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
这一回，希特勒还真是说话算话。十天之后，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被“驱逐出境”，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希特勒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这样办。他不是对记者说了吗，“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就是在将季米特洛夫送往机场的途中，解差还对他说：“我们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我们不会把你们送到莫斯科去的！”可见他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时希特勒执政才一年，他后来的纪录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讲信义、讲法治的政治家。但是这时，他还是把三个已经到手的政敌放走了，不管他有多少条万不得已的理由的策略考虑，反正他是这样做了。
在怎样对待政敌方面，斯大林就不是这样做的了。1937年11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这里提到的四个人，亚科夫列夫大约是联共（布）的干部，苏联人。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记有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的谈话，说到了他：“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另外三个人大约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也许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1月16日的日记，记有“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的事，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撤职是逮捕的前奏。需要季米特洛夫办的就到此为止。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事，斯大林会交给苏联内务部去办，就不劳季氏费心了，所以他在日记里也就没有记上下文。
明森贝尔格不在苏联境内，不可能说逮捕就逮捕，所以斯大林就给季米特洛夫布置了—个“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的任务。后来季米特洛夫设计了怎样的骗局，把这人骗来了没有，这个选译本中未见记载。不过想来，对于斯大林布置的任务，顶着不办，大约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作者，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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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7）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52，000人。芬兰人死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性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爆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部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书，它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在史学界也颇有代表性。看来此说也颇近情理：在同德国法西斯的苦战中，苏联十分需要美英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解散共产国际，就有助于和同盟国的合作。
可惜的是，这一解释虽合乎情理，却不合乎事实。
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的日记中，记了那天晚上他和斯大林等人在大剧院观看塔吉克艺术团的演出，一同观看的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演出结束后我们待到两点”，这几乎就是一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当时斯大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