芟稹！保�36］显然，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幼稚病，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一种软弱的表现。这种软弱和幼稚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减淡而趋于消亡的。而在明代那样的封建社会中，“人与人间及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在“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当然还绝对不可能表现为“明白合理的关系”，因此，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幼稚病，明代劳动人民是难以祛除的；换言之，他们还不可能完全排除宗教的迷雾，真正跳出神权的牢笼。
当然，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37］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对神权是个沉重打击。以凤阳为例，王世贞谓：“国初欲都之不就，今为中都留守司。城周三十里，门九正，南曰洪武……左曰长春，右曰朝阳，正西曰涂山。”［38］其中紫禁城内，有皇陵享殿；城中并有龙兴寺等，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所。可以说，凤阳不仅是明王朝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神权的一个象征。但是，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打下凤阳，一把火烧了皇陵、龙兴寺，这对神权来说，不能不是个沉重打击。也正是在此役后不久，张献忠在进军全椒途中，“诣神祀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39］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神权的蔑视。但是，这一举动的本身，即“诣神祀卜所向，不吉”，同样也清楚地表明了，张献忠脑子里仍然盘旋着宗教观念，依然有天命论的思想。甚至他有时杀人，也“名曰天杀”，［40］无非是表明“替天行道”。四川民间，流行俚语曰“张家长，李家短”，对这句今日还普遍流行的口头禅，献忠竟以谶纬之说视之，“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41］对于李自成来说，更是如此。早在“荥阳大会”时，李自成提出分兵主张后，最后却以“其利钝举听之天”作结，并“列阄而定之”。［42］在进攻北京途中的檄文里，开头第一句就说：“上帝监视，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又谓“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43］云云。进京后，李自成又是宣扬“识天时”，［44］又是迷信天象的吉凶，［45］不一而足。凡此都清楚表明，李自成不仅没有摆脱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散布的天命观的束缚，而且在西安名曰称王实已称帝后，尤其进京后，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居。这正是表明，他在封建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必须指出的是，最近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天命观，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天命观，并概括出“两个阶级两重天”的政治命题；也有的同志说“革命农民的天命观尚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作为神权的精神支柱的天命观，是反动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如果以为农民军可以把它改造成为另一种有益于自己的、革命的思想武器，只不过是想当然耳，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把农民保守的落后的思想当做革命思想来颂扬”，［46］在客观上美化了神权。天命论只有一个，它不可能具有二重本质。在封建社会，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时，绝不是夺取神权，而是动摇神权。还需一提的是，史学界主张农民有所谓革命哲学思想，看不到农民阶级根本不可能与地主阶级的天命论完全决裂的同志，为了证明明末农民军的敢于骂天、反天命，每引用艾纳居士《豆棚闲话》中所谓“边调曲儿”的“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的话，以此证明农民军的所谓“塌天改世”革命“哲学思想”是何等的坚定、强烈。实际上，这条史料大有问题。我们初步考辨的结果证明，“边调曲儿”不是民谣，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写的恶毒咒骂农民军的歪诗。对此，因已撰有专文，［47］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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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拟桃源”解（9）
关于夫权，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亦随之动摇。在农民军中，妇女是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阶段，有时“贼所部妇女倍于男”。［48］妇女除了“作军装，乘马以从”［49］外，其中的一部分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是，这种夫权的动摇，决不能视之为夫权的瓦解。妇女解放的任务，不是农民这个自发阶级所能完成的。在明末农民军内部，仍然有很重的夫权色彩，“兵死令妻妾缢以从”，［50］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虐待、污辱甚至杀害妇女的现象，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史有明载，我们毋庸讳言；尤其在张献忠的队伍中。当然，比起农民军的历史功绩，这毕竟是支流。
四
通过上述对明末农民战争与“四权”关系的粗略考察，我们认为，明末农民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战斗历程，就是打击、削弱“四权”的过程。这一历史功勋是彪炳史册的。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农民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他们推翻了明王朝的地主阶级政权，但却又模仿、因袭它，使自己用碧血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逐步向地主阶级政权发展、衍化；他们打击了神权、族权、夫权，但宛如魔影相随，并不能摆脱它的反动影响。与古代历次农民战争，包括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内，均以失败告终一样，明末农民军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绞杀后，革命农民重新被“四权”的绳索紧紧缚住。四根绳索难斩断，常令史家愤不平。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真正彻底斩断这四根绳索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并在夺取政权后，不断革命，清除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斗争，才能完成。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31页。
［2］《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又见三联书店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这是在陈守实先生的建议、指导下，由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同志共同讨论、执笔，用笔名发表的。
［3］详见陈守实先生的遗稿《中国农民战争史散论》，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第6—7页。
［5］［16］同上，第4页。
［6］《史记》卷8，《高祖本纪》。
［7］［15］《明史》卷309，《流贼》。
［8］［30］［32］［50］《绥寇纪略》卷9，第198、199、208、201页，丛书集成本。
［9］［12］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6—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国榷》卷100，第6026页。
［11］《甲申传信录》卷5，第8页。
［13］《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第2页。
［14］《甲申纪事》，第9页。
［17］《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明人王三聘辑《事物考》卷4：“卤簿大驾：……自秦始有其名。……国朝凡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兵部车驾司会同锦衣卫陈卤簿大驾于殿之东西……”礼极隆重。李自成登基后，亦行卤簿之礼。《甲申传信录》卷8页3：“闯自永平驰千里马，一日夜至京师广……佯以登极祀天，陈卤簿出郊，二十八日宵遁。”载之甚明。
［18］《明史》卷53，《礼七》，登极仪。
［19］《反杜林论》，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0］《乡约》，第1页，见《畿辅丛书》。
［21］《花村谈往》卷1，第48页，见《适园丛书》。
［22］《纪事略》，第42页。
［2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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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拟桃源”解（10）
［24］《忠裕堂集》，第52—53页，丛书集成本。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第14页。
［26］同上，卷9，第18页。
［27］《纪事略》，第14页。
［28］《小腆纪年》附考卷1，第1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而据《豫变纪略》卷5载，自成甚至因李振声是米脂人，既同乡，又同姓，呼之为兄。
［29］《国榷》卷100，第6057页。
［31］《见闻随笔》卷上，第31页，临海宋氏刊本。
［33］《国榷》卷101，第6071页。
［34］《明史》卷48，《礼二》。
［35］《事林广记》卷9，“譬世格言”。
［36］《资本论》卷1，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7］《毛泽东选集》卷1，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38］《凤洲杂编》卷1，第1页，见《纪录汇编》。
［39］《绥寇纪略》卷3，第53页。
［40］［41］同上，卷10，第215页。
［42］同上，卷2，第45页。
［43］《国榷》卷100，第6026—6027页。
［44］《再生纪略》，第13页。
［45］《北归纪》，第14页。
［46］蒋祖缘：《李自成与朱由检争夺天命的斗争》，《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参见拙作《明末农战史杂识》第二节《“边调曲儿”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录》帝纪卷17。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第28页。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明代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作为皇权大肆膨胀的一个标志，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迟在明朝后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立的思想。明代中叶，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的消费幅度越来越大，明武宗之流穷奢极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怀疑、批判君权的火花。当然，人们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这种对君权的怀疑、批判，只能用历史批判的形式出现，而不可能对当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例如，万历中期的谢肇淛，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圣贤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3］但是，这一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面，谢肇淛痛快淋漓地写道：“三代以下为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太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4］这里，谢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们当中连“中上之资”也“十不得一”，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纵浪荡之辈。这就揭开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话。类似谢肇淛这样的批判君权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愤愤然地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壸。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5］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叶后思想界否定君权的动向。但是，这种批判君权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下，毕竟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没有封建秩序的大动荡，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封建主义的绳索遭受沉重打击而出现松动后，批判君权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势如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正是起了松动这“四根绳索”的伟大作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军，不仅焚毁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杀了所谓“天潢贵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阳后，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荐王于俎，酌其血杂鹿醢尝之，曰此福禄酒也”。［6］直到进军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悬尸煤山。同时，农民军由弱变强，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君权的腐朽、暴戾进一步暴露的过程。即以朱由检而论，性多疑忌，刚愎自用，锄去客氏、魏忠贤后，却继续重用阉人，让宦官监军，动辄大兴诏狱，革除、杀害大臣，17年间，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宰相。［7］这就有可能使清初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从朱由检的身上看到了君权罪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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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拟桃源”解（11）
清初思想界把明王朝的覆亡惊呼为“天崩地坼”、［8］“天倾地陷”。［9］他们痛定思痛，在总结明亡教训、谋求治世药方的过程中，不能不批判明王朝的种种弊政。而这些弊政，绝大部分都不是明王朝特有的，乃是自秦汉以来即不断巩固、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离开了君权，便无从谈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根本积弊。因此，批判的矛头，便不能不指向君权。黄宗羲慨乎言之：“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0］这种措词激烈、犀利的“无君”论，称得上是一篇讨伐君主制度的檄文。唐甄的批判，比黄宗羲更大胆，更激烈。他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直接斥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1］并横扫帝王头顶上金光闪闪的灵光圈，把他们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其也不过是普通一人的真面貌：“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岂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