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采办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之大，比岁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以后，购书采药的宦官，不断前往江南。江南巡抚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监王敬及段英骚扰江南的罪行：
王敬动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监段英又至，造办药料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六千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与银一千五百余两，又发钞四百块，于松江府索银二千两。王敬发盐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逼银二万二千五百两。……至苏、常等府刑驱势逼，索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又有几千万数。［15］
王敬还和奸徒王臣勾结，“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箠吏民，吴越大被其害”。［16］而据祝允明记载，王敬、王臣在“苏、杭，科需尤甚”，公然“信意出一币，录市人姓名，刮取金宝，人无得免。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途路行人，妄传其徒将来，则市人空肆而匿。东南骚然，有类大变。郡县无如之何，亦或闭门不敢治事”。［17］如此横行无忌，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2。征商税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宦官控制了税务机构后，商税多如牛毛。万历时，叶永盛在奏疏中对宦官在江南的滥增商税作过猛烈的抨击：
中使狼戾，棍党横行……江浙之间，不胜其扰。……夫江南诸府县，虽深山穷谷，何处无河，何处无水道？虽穷乡僻坞，亦何处无土著，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此说一行，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自是县无宁村，村无宁家，内外骚动，贫富并扰，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辈（按：指“无赖武弁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为爪牙，此辈又藉各土棍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乡曲者，是枭獍连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者！……在皇上之意，以为征商税，乃所以苏小民，不知奏内土著、土商，正所谓小民，民与商其实无两。……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则归下，怨则归上……人穷则乱，恐斩竿揭木之变，不旋踵起也。［18］
透过叶永盛的大声疾呼，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不仅与地方官朋比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为羽翼，结成毒网，逞凶肆虐于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阶层，民怨沸腾。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钱”，其结果，只能是“咸疾首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通货贿”。［19］这对商业的发展，不能不是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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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3）
3。征派宦官在江南地区的征派，名目繁多。如“苏、松、常、嘉、湖五府，正德年间以内府新添小火者5031名，岁用食粮各府征派共24148石余”，但从此即形成惯例，至嘉靖二十五年，竟加耗达13。7万余石，使“小民重困”。［20］而内官监所消费的白粮，本来在苏、松、杭、嘉、湖的加耗，就十分惊人，“耗外加耗，垫外加垫……百石而铺垫及无名费加至十四五两，二十余两”，“诚所谓一米一珠，一粒一泪也”。［21］又如况钟在《请免苛征折布奏》中，曾揭露宦官王宠等到苏州等府坐买阔白棱绵布700匹，王宠等见苏州并不出产此布，竟每匹布逼价银三两，又巧立别的名目，征派银2100两，到松江等地购买。但一年后，王宠等居然又来苏州，“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民力难堪”。［22］这种任意征派并重复科派的行径，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
4。建祠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此后“建祠几遍天下”。［23］在江南，第一个紧跟潘汝桢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是年十月间，即在皇陵之侧，建起魏忠贤生祠，这对朱元璋来说，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此后，在苏州、杭州，也陆续建起魏阉生祠。这些祠都极壮丽庄严：
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几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24］
这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幕大丑剧！建祠时的靡费，对百姓的苛扰，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苏州而论，魏祠建于风景秀丽的虎丘，取名普惠祠，督造者陆元科“倚势横行，官民衿绅或避其势，或加交纳于拨守祠樊太监。声势炎赫，侵夺坟墓田业，人无敢与抗，即匠作诸人，亦放纵无忌”。［25］杭州的魏祠，名永息祠，“穷工极巧，徙苏堤第一桥于百步之外，数日立成，骇其神速”。［26］南京建魏祠时“有司、乡绅一意媚挡，往往以贱直买人基地，甚至侵占旧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台灭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毁”。［27］江、浙建魏祠总计挥霍了多少银子？文秉载谓：
按祖制：省直各有预贮银两以备急用，多者几十万，少者十余万。……江南有银十万两有奇，贮镇江府库，浙江有银十七万两有零，贮温州府库，名曰备倭。……自魏忠贤生祠开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私囊中矣。［28］
江南、浙江二地建魏祠，竟花去27万两银子，魏忠贤垮台后，魏祠统统被拆光。这笔巨款，有哪一两不是江南百姓的膏血！荒谬绝伦的是，潘汝桢在请建魏阉生祠的奏疏中，竟然说：
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29］
天启皇帝也居然下了圣旨，“着即该地方营造，以垂不朽”。［30］弓虽。女干民意，颠倒历史，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二
宦官对江南财富的掠夺，最严重的还是矿税使。万历二十四年以后，随着矿监税使遍天下，派往江南者，也陆续登途。现据《定陵注略》等史籍，示表如下：
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派往江南矿税使事例表
时间人员地点任务二十四年九月太监曹金同原奏把总韩太极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二十六年五月以太监刘忠代曹金二十七年二月奉御刘成同原百户张宗仁杭州、嘉兴等处征收客货渔课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同原奏百户陈道元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征收货税二十七年七月南京余大寿等（《明史？食货志》载为郝隆、刘朝用）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地方铺面银两二十八年一月税监暨禄长江征长江遗税，带管征收解进三十年七月南京太监邢隆查勘解进南直14府田房税契银约20万两，并高淳等县马场关地变卖可得10万两十一月太监鲁保浙直等处带征岁造暂余银解进内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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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4）
万历时期，不仅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有宦官督造，而且增加宦官人数，于常额外，扩大坐派。因此，万历二十八年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在驳斥御马监少监鲁保在获得掣卖两淮余盐的特权后，又疏请兼督浙江、直隶的织造大权时，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31］事实上，严格来说，所有派往江南织造的宦官，都属于矿税使之流，他们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危害江南，与别的矿税使，并无不同。以苏州织造局的宦官为例，永乐时有阮礼，洪熙时有刘景、罗玉，宣德时有陈源、阮个，正统时有韦义，天顺时有来福，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志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佑，天启时有李实。［32］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织造宦官，完全可以说是硕鼠成群了。
根据《定陵注略》，并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榷》等有关记载，再将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进奉内库的部分金银及物资，列表如下：
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内库进奉事例表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二十六年十二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400两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800两七月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10200两二十八年三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0000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20000两六至九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样砂1200
60两
斤十一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赃罚银4100
700两
两二十九年二月
浙江
矿监刘忠
土回青
（掘获）铜钱137
1200斤
千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煤价银
石青433
334两
斤七至十一月浙江矿监刘忠银20300两七至十一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1000两三十年
一至三月南京
太监刘朝
各府认解矿
银77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样金
样银
矿银
土回青12
500
7560
560两
两
两
斤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芦佃银
子粒银
新增银6373
1024
2603两
两
两续表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四至六月
苏州、杭州
织税（造）
太监孙隆
银30000两各项袍缎
土物4400
20匹
箱八至十一月
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盐课银
税银13000
20000两
两三十一年
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税银
煤价银7300
350两
两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盐税银13000两南京太监邢隆棚厂银4800两七至九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56。6
660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税银13000两三十二年
正月至六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矿银54
708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羡余银310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83
9543两
两杭州、嘉兴
税监刘成
羡余银
税银34000
21000两
两三十四年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盐课羡余银21000两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税银
纻丝12600
3340两
匹
上表可以看出，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税监，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到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33］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是这不完全的统计，也已占全国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宦官上缴的银数，绝不是实际搜刮到的银数。史载：“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34］“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35］“私充囊橐十得八九”。［36］显然，宦官在江南矿税上所搜刮的财富，上缴国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按此比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在400万两以上，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有余。于此不难想见，宦官的贪婪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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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5）
宦官监督织造，对丝织业是个严重摧残。织造太监孙隆，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仅“装塑西湖”，即费“数十万金”，还居然在断桥附近建有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37］是的，孙隆在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寺、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亭、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更加多姿，以至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对他赞不绝口；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说“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谓“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正是这位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即需抽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才准上市。［38］《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横行无忌。结果，导致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39］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40］孙隆如此，别的织造太监也莫不如此。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是“素贪，妄增定额，恣诛求”。［41］宦官使素称发达的江南丝织业日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宫博物院藏。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为盗”。［43］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44］嘉靖时诗人王磐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45］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