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46］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淛即曾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47］
◇欢◇迎访◇问◇。◇
第11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6）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如缕，有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计算，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49］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50］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51］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52］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53］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54］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调节，是有重点的；对于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地区，特别注意控制、调节，虽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会竭泽而渔。以明代而论，正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区，衍化出带有独特之点的种种矛盾斗争。这种历史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文中表格系杜婉言所作。）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
［2］参见拙作《明代宦官简论》，载于中华书局版拙作《刘瑾？魏忠贤》译注附录；《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3，《委巷丛谈》，中华书局版。
［5］《魏广渠先生集》第1页，见《正谊堂全书》。
［6］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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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7）
［7］《治世余闻》卷2。
［8］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国学扶轮社印本第28页。
［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九》。
［10］张岳：《小山类稿选》卷16，明末刻本。
［11］徐咸：《西园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2］韩邦奇：《苑洛集》卷10，乾隆十六年刻本。
［13］同上，卷13。
［14］陶珽重辑：《说郛》续集《沂阳日记》，顺治刻本；陈田辑：《明诗纪事》丁签，卷16；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6，康熙刻本。
［15］《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三》。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中华书局版。
［17］《志怪录》，见《纪录汇编》卷210。
［18］叶永盛：《玉城奏疏》，丛书集成初编本。
［19］《王都谏奏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20］［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赋一》。
［22］［23］况钟：《况太守集》卷8，道光刻本。
［24］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25］郑仲夔：《耳新》卷7，《丑媚》，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1，《痛史》本。
［27］张岱：《西湖梦寻》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28］《耳新》卷7。
［29］文秉：《烈皇小识》卷2，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30］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31］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2］孙佩：《苏州织造局志》，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印本。
［33］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4］《明史》卷81，《食货五》。
［35］《明史》卷305，《陈增传》。
［36］《明臣奏议》卷33。
［37］《西湖梦寻》卷3。
［38］《明神宗实录》卷361；徐元灏：《吴门杂咏》卷12，《纪事》。
［39］沈瓒：《近事丛残》，见《明清珍本小说集》。
［40］《苏州织造局志》，第106页；《明神宗实录》卷361。
［41］乾隆《苏州府志》卷42，《名宦一》。
［42］《柴司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07。
［43］《刘文节公集》，同上，卷431。
［44］姜洪：《陈言疏》，同上，卷122。
［45］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2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46］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47］谢肇淛：《五杂俎》卷3，中华书局版。
［48］《东方学论集（东方学创立十五周年纪念）》，第163页。
［4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4，《经制之义》。
［50］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对江南大地主持打击政策，并移民至临濠等地，以瓦解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但后来即用减免租税，优容南方文人等措施，缓和这里紧张的政治气氛，以稳定这里的政治秩序。
［51］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0，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
［5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版。
［53］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2，国学基本丛书本。
［54］吴梅：《霜崖曲录》卷1，1937年刻本。
明代宦官与故宫
一、宦官在故宫生活一瞥
清初史学家赵翼说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以明代而论，早在明初，宦官即在朱元璋的怂恿下，开始染指政务，至中叶后，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并愈演愈烈。所谓宦官专权，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因此，明朝包括王振、刘瑾、魏忠贤在内的权势倾国、虐焰熏天的大宦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皇权的核心所在紫禁城外，另立权力中心。就此而论，故宫是宦官拉龙旗作虎皮，专权乱国，危害天下的主要场所；对此，已经几乎是尽人皆知，笔者不拟再论。这里，我们拟对明朝宦官在故宫的生活状况，作鸟瞰式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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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明代宦官与故宫（1）
万历时期，有人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2］这就赤裸裸地告诉我们，皇帝与宦官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奴才伺候主子的尽心尽力，甚至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有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即以宦官给皇帝梳头、篦头而论，当时“名整容”（按：与今日“整容”的概念有别），有20名宦官专司其职，先一天还要再三演习，“礼极严肃”。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常州有个叫赵玉坡的人，某日带着家童赵卓在北京大街上行走，赵卓年少貌美，忽然被几个宦官看见，当场带走，赵玉坡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也不敢问，急回旅店，惶惶不可终日。但到了晚上，赵卓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说他被宦官带到一座房子内，“使坐椅，披发梳篦，众人环侍，进退周旋，如奉至尊。事毕，以发绾一方髻，乃知以此人演习者也”。想不到赵卓竟当了一次负责“整容”宦官假想中的皇帝。无怪乎记载这幕小小的滑稽剧的樗道人说：“此等受享，亦不知从前劫来否？可发一笑。”［3］当然，宦官伺候主子，又岂仅仅是梳头而已。从管理宦官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情况看来，其中的大部分，如御用监、御马监、尚膳监、尚衣监、钟鼓司、混堂司、巾帽局、酒醋面局等，都表明了宦官伺候着主子的吃喝玩乐、衣浴住行。这一些，也比较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不枝蔓。
当然，宦官毕竟是人间天上的紫禁城内特种奴才，多数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今天，只要我们翻一翻刘若愚的《酌中志》，或此书的节本《明宫史》，便大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年四时八节，宦官饱享口福，一些掌权的大宦官，在宫外还建有豪华的宅第、园林，如魏忠贤的公馆就建造在今正义路以西席市街，与他的情妇客氏居第比邻。一些宦官利用各种手段拼命聚敛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晚明时有个宦官请客吃饭，饭不过半碗，但香滑有膏，异于他米。客问此米产自何处，宦官答曰：“蜀中以岁例进者。其米生于鹧鸪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来岁仍可取也。”［4］真是无奇不有，匪夷所思。而一般宦官只能住在宫内普通的房子里，与宫女结成“对食”，自己开伙，形同夫妻；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宫中深似海，聊解寂寞，“可怜无补费精神”也。宦官经阉割后，生理早已变化，从史料记载与小说描绘来看，宦官是性变态者，甚至是性虐待狂。［5］对于最下层的宦官来说，他们在宫中的生活则比较清苦。万历时有个宦官临死时，身旁除了一只铜盆外，别无他物。
明代宦官人数众多，其中有些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明初，朱元璋曾禁止宦官识字，以防止宦官干政，但曾几何时，这道禁令便无形作废。宣德元年（1426），更设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自此内官始通文墨”。［6］值得注意的是，内书堂的教规相当严格，“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着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7］这里的“圣人前罚跪”、“向圣人前直立弯腰”颇不近情理，简直开启“文革”时弯腰请罪歪风的先河。不过，明代宦官中倒也出现了几位书法家、古琴家、诗人。如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宦官、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冯保，“善琴能书”，［8］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9］江南一著名女琴家，闻其大名，至京拜访，听了戴义一曲琴音后，叹为奇绝，竟当场击碎所携名琴，永不再弹。［10］弘治时内官监左丞龚辇的《赠顾潘》诗谓：“与君少小定交游，今日相逢两鬓秋。天上风云真似梦，人间岁月竟如流。可怜王粲依刘表，不遇常何荐马周。安得忘机共渔父，白洲上数沙鸥。”诗风恬淡，相当入流。嘉靖时御马监右监丞王翱曾作《咏笼雀》：“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保，羽翮年来渐折磨。”［11］此诗对故宫这个皇家牢笼的冷酷、悲凉，作了深刻的揭露。不言而喻，宦官中文化人的出现，无疑进一步丰富了故宫内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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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明代宦官与故宫（2）
今日故宫，著者摄。今日太和殿，著者摄。
二、宦官对故宫建设的功绩
按常规说，营造修缮，是工部的职责所在。但在明代，特别是在宦官专权的明中叶后，建筑大权却落在宦官手中。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内官监，其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营造宫室、陵墓。在施工过程中，提调内使监官，起着监督作用。对此，居然形成律例。如“宫殿造作罢不出”条谓：“凡在宫殿内造作，所司具工匠姓名，报门官及守卫官就于所入门首逐一点视，放入工作。至申时分，仍须相视形貌，照数点出，其不出者绞。监工及提调内使监官、门官守卫官军点视，如名数短少，就便搜捉，随即奏闻。”［12］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乾清、坤宁两宫，“收受钱粮之际，监督官与内官监提督，将钱粮逐项验收，巡视科道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