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一、末世思潮（2）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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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没来得及赶上和诸兄弟一起封侯，所以王莽从小就很低调，不敢与诸王氏子弟自比，《汉书》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和儒生们穿一样的衣服，丝毫没有贵家子弟的架子。
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
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汉成帝在位，他是王政君的儿子，和王莽是姑表兄弟，因此在太后的授意下，授封王莽新都侯。从此，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治国平天下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而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当世名士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和王莽有交情，四处替他造舆论，树声名。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使他自尽偿命。
王莽一生有起有落，然而无论在朝在野，人们对他的称赞从来没有停止过。
后人说“王莽谦恭未篡时”，然而修身齐家这些东西，是很难几十年如一日作假的。虽然王莽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一生都是在骗人，没做过一件体面事。
在末世的靡靡之风里，他的确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
公元一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
公元四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五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王莽逼元后王政君封他为“假皇帝”，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九年元旦，王莽“即真”，成为“真皇帝”，国号“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社会舆论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王莽篡汉是一次异常成功的民选运作范例。
连站在王莽对立面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王莽当权执政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人心安定：“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让老百姓满意的执政成绩，为王莽造就了篡汉的民意基础。
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只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王莽偏偏就是个失败者，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三、新莽朝失败的改革（1）
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而重生。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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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莽朝失败的改革（2）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
四、绿林赤眉之起
王莽书呆子气十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国际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九年，新莽朝与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起因是新莽朝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降级为“侯”。
公元十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不但在口头上占人家便宜，还发兵三十多万人征讨匈奴。在东北，新莽朝则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莽朝在东西南北四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