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1949年3月5日，河北省平山县（原建屏县）西柏坡，中央机关职工食堂里。正面几张长桌，桌上铺着白桌布。桌后的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正面墙上并排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两侧分别有鲜红党旗。会场不算宽敞，却布置得整洁、朴素、庄严。这就是中共在夺取全国胜利、创建新中国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场。邓小平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现在，我们能看到邓小平正在会上发言的两张照片：邓小平身穿棉衣，头戴棉帽，上衣兜里插着支钢笔，站在发言位置，他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身后的党旗和窗户的半面依稀可见。不同的是一张微侧低着头，另一张是抬高了头。
邓小平在这次重大的会议上作了几次发言，讲的内容是什么，尚待有关专家去发掘资料，深入研究。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毛泽东在会上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二是对目前形势分析；三是关于全会上提出的城乡问题、战斗队、工作队等问题；四是关于华东军管固定范围和人事安排。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讨论人事安排时），并谈了部队渡江、新区筹粮、城市筹款、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对这些，毛泽东表示赞同：“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会后，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和陈毅等，具体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要农村，而又没把城市搞好。现在即将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这就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实做到城市领导乡村，搞好工农联盟。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战略问题。
会议期间，摄影师又留下了一张合影：陈毅左手持烟，右手抄在上衣兜中，满面笑容地面向邓小平。邓小平则站在陈毅旁边，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张鼎丞、张际春。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是2月28日一起前来西柏坡，另两位总前委委员刘伯承、粟裕在前方主持战事未能到会。会上，大政方针已定，渡江战役也大致商定，大部分部队进入休整时期。所以邓小平、陈毅心情轻松，会后返回前线途中，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到曲阜看了孔庙。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主张，有准备、有把握的胜仗，战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侦察，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战役（斗）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1949年组织领导渡江战役前夕，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是保障渡江战役获得全胜的突出范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又向邓说：交给你指挥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2）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深知：虽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未甘心失败，而是在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烟幕掩护下，采取“直接配备”，以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重点防御集团守备的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为要点，在18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以江为界，制造“南北朝”。而长江自古以来被视为天堑，江宽水深。四五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江水猛涨，风大浪高。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总前委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曾是总前委的驻地。3月31日，邓小平在这里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讲了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这个作战纲要。”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纲要》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文献。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由邓小平拟定的《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
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3）
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反而会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这是130多年前克劳塞维茨在阐述渡河作战时讲过的一段话。1949年4月底，邓小平和陈毅稳健地步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总统府，高兴地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南京古城。促成他此行的自然是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的原因是百万雄师渡江战役的胜利。邓小平等指导发起渡江战役可谓是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临阵受命，精心统筹。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湖海，同依恃江河防御的对方决战，能获得全胜的战例并不多见。因此，蒋介石在1800公里长的长江中下游南岸部署了70万人，由海、空军协同，组成“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阻挡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邓小平等则在合肥附近瑶岗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统筹部署渡江战役。
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此番领导百万雄师南渡长江，大致时间是敌我双方均有所料之事，但是，具体日期还需精心选择。渡江战役发起日期数次变更，这主要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及总前委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和气候变化而决定的。
1949年2月，邓小平根据军委两大野战军准备三四月渡江南进的指示，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问题。会议提出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因为敌内部政治矛盾未解决，军事部署上对守江岸还是守京沪杭要点，或者退守浙赣线举棋不定。此时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中央军委同意这一方案。
3月上旬，毛泽东等与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邓小平等，鉴于国共两党即将和平谈判，经反复研究后把起渡时间推迟到4月10日。随后，邓小平回到前线主持总前委会议认为，10日恰为阴历十五，月圆通宵，影响我军突破江防突然性，遂主张15日黄昏渡江，军委表示赞同。邓小平等致电二、三野首长，讲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渡江行动要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制约。要使军事、###高度统一。
4月中旬，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进展，电示总前委，欲将渡江时间推迟半月或1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这时，军委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他们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应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之基础上进行渡江，“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还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对总前委这一指示，军委认为“甚好”。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陈毅等继续详察敌情、水情，根据谈判期限和气候有利条件，于4月17日提出于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一气打到底。同时号召全军将士在总前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进的伟大任务。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此时已是弹上膛、刀出鞘、帆满风，万事俱备。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4）
腰斩蛇阵，挟首击尾。
古文记载：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面对长江守敌一字排列的“长蛇阵”，总前委决心采取横斩蛇腰，挟其首，击其尾战法，使敌顾此失彼，首尾难顾。4月20日夜，总前委指挥中突击集团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拦腰折断敌长江防线。乘其全线动摇，惊慌失措之际，总前委又命令东集团、西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约600公里长江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在四野等部的配合和强大炮火掩护下，我渡江部队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对岸，突破当面江防后，乘胜向纵深发展，东集团炮兵封锁长江，断绝敌舰往东的逃路，另部攻占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京沪铁路交通线，并于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西集团一抵达南岸，便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之，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过江登岸，对敌实施连续突击。战役发起4小时后，成渡部队就达16个团，控制了江南岸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登陆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陈毅当时就用“旌旗南指大江边”，“直下金陵澄六合”的诗句来描述渡江成功盛况。汤恩伯眼见江防部队一触即溃，为避免在沿江被分割围歼，他下令芜湖以西部队沿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撤退。其余江防部队也向南溃逃。
宜将剩勇追穷寇。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鉴于敌准备在浙赣线重新组织防御，防御不成则继续南逃的企图，紧紧把握战局发展关键环节，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当指挥西集团的刘伯承根据战况，提出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全力直出浙赣线的建议时，邓小平等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在与刘伯承等共商后，总前委将西集团作战部署上报军委追认，在刘伯承直接指挥下，西集团二野三个兵团兵分三路，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进军速度加快，追击战果显著。于5月上旬，控制了长达400多公里的浙赣线，完全粉碎了敌在浙赣线展开、组织反抗的企图。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指挥渡江后的东、中两集团，以钳形攻势迅速前进，首先在郎溪、广德山区合围歼灭敌5个军8万多人。随即又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不成则从海上撤逃的情况，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仍采取钳形攻势，切断敌海上逃路，然后聚而歼之。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军政兼施，力求全胜。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蒋介石反动政权赖以支持的基础之一。对此，蒋介石决定重点防守。他于4月26日赶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务。他企图凭借20万守军，依恃坚固防御设施，争取时间，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贵重物资，并准备破坏城市，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国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预计到“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5月初，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在丹阳一起谋划渡江战役第三阶段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问题。攻占上海是一场特殊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