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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邓小平挥笔写道：“在党章修改稿中，请你们特别注意：（一）草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妥当。（二）第三章第九条中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设一个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以上两点，也请你们将讨论意见报告中央。”
在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8月1日晚毛泽东约见邓小平，谈如何修改党章问题。几天后，邓小平将党章第三十七条草案关于设置中央领导机构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直至9月10日晚10点时，毛泽东还在斟酌党章条文。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邓小平：“改处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第三条觉得应添三个字，请酌定。”
2。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稿，要晚于党章初稿。8月12日，胡乔木将修改党章报告后半部分的草稿送到邓小平办公桌上。邓小平知道，关于修改党章报告是在2月份赴苏联前自己主持讨论、起草的。地点是在西楼会议室。4个月以后，在讨论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八大时，又讨论了起草修改党章报告问题。修改党章报告关于党纲部分说明初稿起草完以后，7月25日、26日、28日，邓小平在北戴河西浴场接连主持会议进行讨论。现在，前后部分初稿均起草完，应当征询有关人员意见。于是，他提笔给办公厅写了批示，将两部分印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初草）》（1956年8月12日）。以便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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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4）
对自己将要在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抽出时间进行了数次重要修改。从内容上看。“初草”中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七大以来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七大以来的政治、组织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党组织状况分析入手，阐明了我们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经受这种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正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八大才对原有党章作适当修改，“其中包括一些带有重要原则性质的修改”。此外，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中，邓小平都作了不少的修改。
此外，对于报告的字句，邓小平也是再三斟酌，力求使报告内容简明，文字顺畅。对于一些不够明确的语句，他或是添加文字，画龙点睛，或是干脆将某一段落删去。所以，修改党章报告虽然文字较长，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工作特点。
对邓小平主持起草并要在八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很重视。8月27日，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毛泽东也在审阅这个报告初稿，并连夜审改完。很快地，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修改稿，他的意见是：“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些小的修改，请你酌定。第23页批了一点修改的意见，请考虑。”肯定了稿子后，毛泽东又提到：“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
有一次，毛泽东建议：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邓小平仔细考虑了报告内容，对毛泽东说：“三万字吧，不再压了。”后来，报告是29000字。
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9月16日八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出席的代表是1011人，请假15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坐在一排，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报告稿，一边听着邓小平的报告，邓小平在概述了中共七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巨大变化以后说：“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报告共分五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站立在讲台前，简洁有力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他话题一转：“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除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几年后，邓小平回忆说：“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1962年1月）“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1957年4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着重讲了（谦虚谨慎）这个问题。”（1962年1月）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对其积极意义在报告中也作了肯定，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随后，邓小平强调：“我们党也厌恶对于个人的神化。”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我们党、毛泽东同志就作了禁止为领导者歌功颂德的规定。并且一贯主张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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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5）
邓小平抬头望望会场，提高声音说：“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对此，代表们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然，邓小平也考虑到毕竟“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41年后，重温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的这些精辟观点，我们感到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呵。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此时，距八大开幕只有2天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
端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的主张有着多种考虑。一是为了党和国家安全，遇到偶发事件，几道“防风林”都会起作用，这是“中心的目的”。二是防止像苏联那样斯大林逝世后接班人难以为继。所以“要预备那一手”。三是鉴于身体、年龄、精力方面原因，“不能登台演主角”了。当然多几个人工作也有好处。这些考虑几个月前就有了。邓小平想起了4月末时，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征询这方面意见。自己草拟的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中也为此书面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所以，8月5日，自己将党章第三十七条草案报送毛泽东时，里边就有设“副主席若干人”。而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又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笑了，此前，他就风趣地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又说到自己当总书记不顺，不行。毛泽东接过话头：“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这时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是这位在江西苏区被斗争的“邓、毛、谢、古”中的邓小平，在太行山担当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和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大西南主政数年政绩斐然，到中央工作后表现出的才干，反对高饶分裂活动时坚强的党性，年纪轻，可说是“少壮派”。
毛泽东的“宣传”开始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顿了一下又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
显然，毛泽东也考虑到一些人对邓小平缺乏了解，于是他又反问道：“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总之，毛泽东认为，“我看行”，“我观察是比较顺的”。
经过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八大期间邓小平被代表们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32年后，邓小平回忆说：自己“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据李雪峰同志回忆：邓小平在中央决定他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主席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主席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小平同志的信任。……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6）
从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已经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直至1992年十四大他同新当选的党中央领导亲切会见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乃至现在召开中共十五大时，他已经不幸逝世，这41年中间，我们的党、国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1）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1952年7月，邓小平和家人离开了重庆市，前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西南局、中央组织部、国防委员会等许多部门的职务。
从事经济领导工作，邓小平在太行山时就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无疑这会给毛泽东等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到财政部，就了解党中央、毛泽东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指示，最后确定以毛泽东讲过的收入要打足，支出要打紧，留有余地这三句话编制1954年财政预算，强调就按这个方针办。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少数领导干部居功自傲，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高岗、饶漱石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个人权欲驱使下，他们走得越来越远，最后竟走到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地步。在这次建国以来的首例严重党内斗争中，邓小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他后来的回忆讲：“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作为重要的当事人，邓小平的上述回忆很有说服力。后来，在如何看待“高、饶事件”的问题上，邓小平又客观地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为了揭露和挽救高、饶，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讨论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后者的会共开了7次，前4次侧重对证饶犯错误的事实，第7次是饶自我批评，会议由邓、陈作了总结发言。随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报告。“高饶事件”使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对团结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形成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来，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而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多次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后来，邓小平也坦言：“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反对右派斗争中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对于1959年庐山会议开展的那场所谓反对彭德怀等人“反党集团”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当时就不同寻常地讲了一些话。会议前，他因为腿骨折，和陈云一样请了假，没有上山参加会议。会后，宋任穷等到医院去看望他。脚还吊在杠子上治疗的邓小平听了会议情况简要介绍，沉思一会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