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会议。会后，宋任穷等到医院去看望他。脚还吊在杠子上治疗的邓小平听了会议情况简要介绍，沉思一会儿说：“彭德怀同志不论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很大功劳。”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2）
时隔近20年，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了解了与会代表们的反映。他在三天时间里，先后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2月，中共中央决定为彭德怀等平反，并召开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后来，他还讲：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现场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生涯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前，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还提出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此职。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这一年他52岁。总书记的职务他一当就是10年，后来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忙的就是这10年。”
许多老同志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那场论战还记忆犹新，邓小平后来也说：在中、苏两党的激烈争论中，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作为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的中方主帅之一，邓小平曾数次率团出访苏联，仅1960年他就去了三次。
1963年，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彻底破裂，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的欢迎是非常隆重的：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机场迎接。
1989年，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态度如此坦诚。
他非常诚恳地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尽管这样，他还说：“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邓小平以他一贯的求实精神和坦诚态度提出：“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次中、苏高级领导人会谈，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长期以来，流传着邓小平有一种“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们开列的邓小平“十大罪状”的第二条中，就说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这个口号。
实际上，最先用“猫论”来阐述一个思想观点的是刘伯承，他在战争年代常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教育各级指挥员要因地制宜，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消灭敌人。
1962年1月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都十分关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邓小平于7月2日在中央讨论农业问题，7月7日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都讲到“猫论”。他说：“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接着他讲“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有针对性地说明了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政策。尽管讲后邓小平交待过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这句体现他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格言还是传播开来。而且一传，把黄猫说成白猫了。
对60年代邓小平用“猫论”表达这种思想观点，1976年2月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错误地批评邓小平时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80年，邓小平看到一位画家作的白猫、黑猫图之后非常兴奋，他说：唉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3）
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的17年间，邓小平有过不少的评述：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到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破坏。”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这样坦言，而且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不文过饰非。他告诉外国记者：“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由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4年以后讲的这番话，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称赞邓小平的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我们会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上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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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1）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
——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朋友至少有两位，第一位是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1977年9月他来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请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没料到邓小平否认有什么秘诀，转而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位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在1979年有几个月下野了，还希望重返政坛，于是，他面见邓小平时便问：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后来特鲁多练习忍耐，终于也重返了政坛。
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几度沉浮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邓小平这样讲：“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曾经回忆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说：“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在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时，曾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在看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由于这个话题比较敏感，随行人员中谁也没有吭声。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思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据中共会昌县的县委史稿上记载：“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他主持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期间，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和对战友倍加关心、爱护的殷切之情，同样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家说我是毛派（2）
当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钟亚庆，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连夜被抬到了会昌的罗塘区，后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当时兼任第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从战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打来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钟亚庆到会昌县城去医治。几天以后，当钟亚庆到达会昌医院治疗时，邓小平等很快就来到医院探望。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你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完，又拿出50元钱，给他作营养费。钟亚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探望自己，并送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份深情厚谊多么重啊！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敌人攻占。本来在敌我地区交界处这种得而复失不足为怪，况且这又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恶果，但是，“左”倾路线指导者，为了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自然就把坚持这一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等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开始了。这时他29岁。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实行的正确主张，并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5月期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几个领导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