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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邓小平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他的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难的第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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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周恩来虽然还在中央的决策层，但他的境遇也越来越困难。他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因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反倒惹怒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结果，他负责前方的军事领导权也被剥夺。只担负一些技术上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事情，如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他都没有参与。这一时期，对于周恩来是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说是“跟着走”，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仅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及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组织上改变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职务，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由于岁月的消逝，当年很多与会者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情况，有的已记不全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如邓小平是否参加了会议。当然，邓小平自己记得是参加了会议，20多年后在遵义会议旧址不仅肯定了会址所在，而且指着房屋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问题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说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后来这样讲：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周恩来基本上没在一起工作，有时是一起开会或互致电报，商定工作情况。
5。同负国务重任，共反高饶搞分裂。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在北京操劳国事。邓小平则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刘伯承、贺龙等主政西南。其间，周恩来起草过通知邓小平等赴京开会的电文，邓小平作为西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来到北京出席周恩来也参加的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
1952年7月底至8月初，邓小平奉调进京，对此，周恩来随后在8月6日至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上这样解释说：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亟需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10日，周恩来以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面报告，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同一天，周恩来和邓小平商谈政务院工作。随后，他又在政务院第一四八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可以说，从这时起，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分担起政务院的部分重要工作。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鉴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政务院又确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邓小平、陈云等5人领导。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夜晚，还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商谈宪法问题。6月下旬，周、邓两人共同主持了政务院第一八四次政务会议。由于工作繁重、紧张，来中央工作一年的邓小平累病了，身体虚肿、便血。毛泽东等十分关心邓小平的病情。7月5日，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医院看望。回来后周恩来即函告毛泽东：小平便血已停，气色转好，虚肿亦消，尚须静养数日，已告他好好静养。字里行间，体现着老领导、老战友的关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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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奉调进京工作一年多，就遇到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出现和揭露，他和周恩来一起，经受了这次党内斗争的严重考验，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1953年6月9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为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而高岗在饶漱石的配合下，错误地估计形势，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外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7月下旬，针对会议期间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根据毛泽东“搬兵”的指示，周恩来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7月底至8月初，陈云、邓小平先后回到北京。而高岗还是积极活动，据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高岗还找到陈云对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泽东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开始，已逐步觉察高饶活动的不正常。他一再强调全党要加强团结。但是高、饶仍四处活动，甚至找到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家里去游说。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严重警告。
1954年1月25日、2月5日，在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后，邓小平和刘少奇同高岗谈话，继续对其进行帮助。2月3日，邓小平又和周恩来等同饶漱石谈话，对其进行帮助。2月6日，他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了一些人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
邓小平等在揭发和处理高、饶问题时表现出的坚定原则和正确方法，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9月，在一届人大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提名，邓小平和陈云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此时，邓小平已用极大的精力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所以，在10月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由于林彪还在养病，邓小平兼着中共中央秘书长，因此，他们不担任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和周恩来一起经常去毛泽东处开会，并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包括率代表团出国访问，陪同周恩来同外宾会谈。12月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中，就全国各省市人民委员会、政协、省市人委会中厅局长名单中###员和非党员比例讲：“已将此情况告邓小平，并取得他的同意。”同时，周恩来也给邓小平同志个人去过信。如1956年1月，周恩来同陈毅商谈组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庆祝活动事宜，事后，他即致信邓小平，介绍商谈的情况。
这时，从党中央领导人的排名看，邓小平越来越走近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例如：
1954年7月，周恩来出访回国，晚到毛泽东处开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22日，周恩来将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审阅。
1954年12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关于陈云主持大城市公私合营代表座谈会的情况。
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就美国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问题的宣传通知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
5月7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在会上介绍参加亚非会议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6月24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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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汇报并商谈西南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2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召开人代会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参加。
9月29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省肃反情况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0月3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谈明日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23日晚，周恩来又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工商界宣传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12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通告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名单。
1956年4月4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有关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参加；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关于越南情况汇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参加；9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财政部工作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参加；11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陈云、邓小平等参加。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曾于1955年10月26日作出一项决定：今后定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将增加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中的一人负责传达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若干重要的决定或指示。
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就开始了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以极大精力组织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并负责修改党章，主持起草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年9月28日，在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邓小平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了。邓小平继早已成为党中央核心成员的周恩来之后，也进入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来了。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主持着中央书记处工作。“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曾污蔑小平同志专权，不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实际情况是，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召开会议时，周恩来参加了，小平同志请他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结果由小平同志主持，以后都是如此。书记处经常开会，要管的事情也很多，面也很宽，以后又增加了国务院的李先念和军队的罗瑞卿。
6。同处中央领导集体中决策，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奔走。从目前公布的一些材料看，党的八大以后，邓小平与周恩来经常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上和毛泽东在自己住处召集的一些会议上见面，共同讨论一些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邓小平与周恩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