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指责红七军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对红七军领导人也不信任：“我们认为，在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既然“左”倾领导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态度，邓小平迟迟得不到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详情，邓小平虽然知道得不细，但他也明显感到中央对自己的冷淡，远不像一年前来上海汇报时党中央对广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带不快地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几个老友是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甚至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可见过往甚密。邓小平认为，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邓小平曾奉命前往安徽芜湖去巡视安徽省委工作，由于对方的接头暗号没有，机关已遭到破坏，他只得当天就买船票回了上海，向中央“交了差”。
邓小平要求汇报没人听；提出回红七军中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申请在中央苏区工作，也经过一番等待。所以，他的这次上海之行肯定是不愉快的。最终申请获得批准，27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18年后，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进驻上海时，他的心情相当愉快，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邓小平和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去参加大型庆祝活动，他们在众多警卫人员的保护下，从办公地点的大门走到街对面开会。就走这么一小段路程，就几分钟，他别在胸前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派克钢笔被小偷拿去了。以致晚年到上海时他还几次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1）
1976年 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邓小平曾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1929年担任红七军政委、前委书记，“邓政委”一称呼就是20年，仗一打也是整整20年。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他担任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任职始终是他要职中的一项。他在军队中最高的任职是中央军委主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他一生中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但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备感自豪。不过，共和国的元帅们却称他为“没有军衔的元帅”，“我们的老帅的领班”。
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军事也不懂”开始的。
“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刚去广西时的工作任务。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机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他刚到广西南宁，就住在中山路“广昌号汽灯店”。在此，他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把这个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这是邓本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报告的。事实上，我们党是应邀去工作的，不能说去了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小平等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应当说，这是未雨绸缪，富有远见的一招。
邓小平领导的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工作也很有成效。短时期内，他和广西特委一起，抓紧恢复党内组织零散状况，严密规定各级党组织隶属关系，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上层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的发展，革命群众拍手叫好，反动势力则惊恐万状。他们惊呼：俞作柏、李明瑞返桂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地！”“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焰天，原东兰之###，也就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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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2）
本来，广西的统战、兵运、农运可以搞得再扎实一些，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急促通电反蒋，丧失了这种可能。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不要轻举妄动。在无效情况下，说服了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当俞、李反蒋失败惊慌之际，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着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兵变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这成为百色、龙州起义的前奏曲。
邓小平到南宁短短数月，不仅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也有效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两次起义的熊熊火焰准备了火种。
“工农群众的武力——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这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
对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往的史书中记载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页革命斗争史有了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说：“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