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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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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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指责红七军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对红七军领导人也不信任:“我们认为,在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既然“左”倾领导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态度,邓小平迟迟得不到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详情,邓小平虽然知道得不细,但他也明显感到中央对自己的冷淡,远不像一年前来上海汇报时党中央对广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带不快地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几个老友是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甚至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可见过往甚密。邓小平认为,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邓小平曾奉命前往安徽芜湖去巡视安徽省委工作,由于对方的接头暗号没有,机关已遭到破坏,他只得当天就买船票回了上海,向中央“交了差”。
  邓小平要求汇报没人听;提出回红七军中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申请在中央苏区工作,也经过一番等待。所以,他的这次上海之行肯定是不愉快的。最终申请获得批准,27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18年后,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进驻上海时,他的心情相当愉快,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邓小平和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去参加大型庆祝活动,他们在众多警卫人员的保护下,从办公地点的大门走到街对面开会。就走这么一小段路程,就几分钟,他别在胸前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派克钢笔被小偷拿去了。以致晚年到上海时他还几次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1)
1976年 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邓小平曾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1929年担任红七军政委、前委书记,“邓政委”一称呼就是20年,仗一打也是整整20年。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他担任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任职始终是他要职中的一项。他在军队中最高的任职是中央军委主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他一生中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但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备感自豪。不过,共和国的元帅们却称他为“没有军衔的元帅”,“我们的老帅的领班”。
  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军事也不懂”开始的。
  “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刚去广西时的工作任务。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机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他刚到广西南宁,就住在中山路“广昌号汽灯店”。在此,他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把这个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这是邓本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报告的。事实上,我们党是应邀去工作的,不能说去了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小平等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应当说,这是未雨绸缪,富有远见的一招。
  邓小平领导的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工作也很有成效。短时期内,他和广西特委一起,抓紧恢复党内组织零散状况,严密规定各级党组织隶属关系,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上层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的发展,革命群众拍手叫好,反动势力则惊恐万状。他们惊呼:俞作柏、李明瑞返桂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地!”“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焰天,原东兰之###,也就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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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2)
本来,广西的统战、兵运、农运可以搞得再扎实一些,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急促通电反蒋,丧失了这种可能。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不要轻举妄动。在无效情况下,说服了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当俞、李反蒋失败惊慌之际,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着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兵变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这成为百色、龙州起义的前奏曲。
  邓小平到南宁短短数月,不仅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也有效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两次起义的熊熊火焰准备了火种。
  “工农群众的武力——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这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
  对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往的史书中记载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页革命斗争史有了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说:“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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