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强得多！”
对周恩来的病，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切。1974年5月12日，他与周恩来同外宾正式会谈前就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后来的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都尽力照顾到周恩来的病况。正如1975年6月7日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所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8月7日，当周恩来在手术室里做治疗时，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9月20日，当医生再次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12月，已身陷险境的邓小平曾3次前来医院探望周恩来。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等前来看望、守候。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赖，互相尊重，情深意切。周恩来病重，将重担托给邓小平。
含悲送知己，大海葬忠魂。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寻常友谊，感人至深，难以言表。尤其是邓小平主持追悼周恩来治丧活动，回忆起来更令人心灵震撼。
此时的邓小平，处境越来越困难。1975年11月15日，他向毛泽东提出不再代替主持中央工作，尽管毛泽东表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但11天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标志着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所以，邓小平已经很难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经常前去探望。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底，周恩来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邓小平等都赶到医院。被抢救过来的周恩来还告诉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周恩来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讨论治丧问题。20多年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当时心情：“父亲他不讲，但是他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开，但是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总理肯定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悲痛欲绝。”
8日傍晚，神情肃穆的邓小平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他写道：主席，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现送请审批。由于心情悲痛，简短的报告写得很吃力。9日凌晨1时，年迈的毛泽东在审阅完这份报告后批示：“同意”。
声泪俱下话别兄长。邓小平主持周恩来的丧事，受到了“四人帮”的种种阻挠。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极力破坏首都和各地悼念活动，压缩删除人民群众悼念活动的报道，仅1月13日一天，姚文元就接连3次指令新华社，压缩悼念活动消息和宣传周恩来的文章。尤其令人愤慨的是，1月14日，各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竟然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同时，他们还在谁致悼词问题上大做文章。
本来，1月12日邓小平就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悼词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并书面报告：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并批示“同意”。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当日下午读报时间仔细听着工作人员念悼词清样时，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情绪长时间笼罩在悲痛之中。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7）
周恩来生前曾嘱咐葬仪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不开追悼会。但邓小平讲，这个人民不答应。“四人帮”又摆出种种理由，说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反对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叶剑英洞烛其奸，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在国务院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很明显，叶剑英是努力使邓小平再次以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现在人民面前。后来，邓小平的子女又感慨万分地讲：由父亲致悼词，如果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父亲，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1月15日下午3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一家除邓朴方（在医院也是痛哭不已）外，都参加了追悼大会。当走到周恩来遗像前鞠躬时，他们都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在如诉如泣的哀乐声中，邓小平臂戴黑纱，强忍哀痛，步履沉重地来到会场正中悬挂的周恩来遗像和安放的骨灰盒旁，站在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旁，语调低沉开始致悼词。
性格刚强的邓小平，念稿子因悲伤念不下去的时候极为少见。在这篇不到3200字的悼词中，有几次他哽咽着念不下去了。特别是他讲到周恩来于何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他几乎停了下来。整个会场都是一片“呜呜……”的哭声。
接着，邓小平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不朽的功绩，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光辉业绩和思想风范。他坚定的语音回荡在大厅内，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人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和我们永别了！”邓小平的话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到极其悲痛气氛中，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又哭了起来。最后，邓小平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致完悼词，邓小平和大家向周恩来遗像三鞠躬，当他和叶剑英走到邓颖超面前时，哀痛又涌上心头。他用力紧紧地握着邓颖超的手，久久不忍松开。
完成遗愿播撒骨灰。不保留骨灰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十年代就共同商定的。周恩来得知自己的病已无法挽救时，又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保留骨灰而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为此，邓颖超于1月12日派身边工作人员出去寻找撒骨灰地方，说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几个人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皆因冬季结冰而未选中。根据邓小平指示，有关负责同志经与邓颖超商议，决定改用飞机播撒在江河土地上。考虑到邓颖超身体，建议她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登机播撒。
对商定的这个办法，邓小平认为比播撒在某一个固定地方好，表示同意，并委托有关负责人准备。14日，他把商定的办法转告叶剑英、李先念等，得到他们的赞同。并具体规定了播撒骨灰的飞机、时间、地点。
周恩来遗体移放在北京医院时，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在遗体前静默致哀。遗体火化时，火化工跺着脚嚎啕大哭，不忍心按动火化电钮。骨灰出来后，工人们都跪在地上收拣。
1月15日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敬献了花圈，表达对挚友的深切悼念。大会结束后，许多群众还站在西长安街至八宝山道路两旁，准备最后向总理告别。当晚8时，载着周恩来骨灰的安—2型飞机由北京东郊起飞，邓颖超来到机场向升入夜空的飞机挥手，与周恩来作最后的诀别。飞机在北京密云撒下第一包骨灰，尔后又在天津、黄河入海口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历时4个多小时的播撒骨灰结束了。16日各报纸报道：“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8）
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自己第三次被打倒前，亲手组织了周恩来的治丧活动。他为周恩来致悼词，也是他第三次“落”前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紧接着，他被确定为只管外事工作，4月上旬，他被撒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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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
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认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集体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最初始于1977年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以后又经过了两个总书记的职务变动，直至###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以及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完成，历时十余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开始考虑中央集体接班的问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不少年轻干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
特别是1979年10月，邓小平与陈云等老同志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强调这个问题“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他们力主让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培养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造就党的接班人，圆满实现“党的交班和接班”。
邓小平在外出视察工作时走一路讲一路：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是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如果我们在几年内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为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而邓小平在全会上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他建议：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五十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随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带头退出国务院领导机构，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是对每个老同志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同时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时，已经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以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工作格局。十二大选举产生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成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过渡，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邓小平认为，尽管十二大解决了新老交替，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还是年龄偏大。召开十三大时尚需五年，而培养和锻炼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又刻不容缓。所以，邓小平等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再挑一批年轻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来，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
1985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夕，邓小平更加重视培养“第四梯队”。他说，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更年轻化一些，这是党代会的“真正目的”。如果只有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不开这次党代会也可以。我们要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从而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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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2）
邓小平认为现在比较年轻的干部，将来也要向更年轻的人交班，他希望老同志“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对有才干的人就要积极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总之，对建立第三梯队这个问题，一定要硬着头皮解决，如果犹豫，一旦有事，损失就大了。
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了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了，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又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实践表明，邓小平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啊！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国某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对方谈到党内领导存在着老化问题，并询问怎样解决时，邓小平同志干脆地回答，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对年轻人要鼓励、要帮呀！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按照四化标准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三梯队”，这具有“战略意义”，是“战略决策”，“战略安排”。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二）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某种程度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无论如何也要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走。否则，实现国家四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中共十三大，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使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其成员平均年龄降低了十多岁，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
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不担任党和国家的任何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