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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
邓小平在1989年致中央政治局的辞职信中曾坚决地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在退休以后的晚年岁月中，努力实践着这一誓言。
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封锁”、“制裁”，邓小平说：“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
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西方一些国家，打着“人权”、“人道主义”幌子，企图从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制裁。邓小平以自己的威望、智慧，在外事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11月10日上午，即邓小平退休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同他进行了友好谈话。按照外交礼节，双方握手、合影，落座后又寒暄几句。然后，邓小平笑着说：
“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他还指着对方讲：“你是我退休以后第一个会见的外国朋友。”
基辛格表示已知道了这一消息，同时称赞邓小平在国内外事务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邓小平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轻轻地摆了摆，随即巧妙地由两个人的离职问题，切入会谈的主题。
他说：“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一答一问，轻轻地引出了对方来华的使命，也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速记员飞快地在纸上记下了上述问答。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5）
基辛格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于是，他提出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邓小平明确地一一给予回答。
当然，彼此双方都知道，目前中美关系问题是既敏感而又棘手。十天以前，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出力甚多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和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就坦率地告诉他：“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紧接着，邓小平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义正词严地告诉尼克松：“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他谈锋一转，面带不无遗憾的神情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
当对方表示美国不了解中国，改善目前双方关系的哪一方应该主动时，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坐在侧后的翻译将这斩钉截铁的语言准确地翻译给尼克松。
为什么呢？邓小平向一脸迷惑不解的尼克松解释：“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这些话基辛格在访华前就从尼克松那里得知了。当时，他就深深地感到了一种震撼力。
此刻，基辛格感到，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退休老人谈锋虽然减弱，语气也较和缓，但坚持的立场和原则却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时，邓小平和颜悦色地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
聚精会神的基辛格记住了邓小平充满自信的这句话：“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时间过得很快，已不知不觉地接近了中午。和十天前会见尼克松后一样，邓小平也设午宴招待了基辛格博士。
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美国政府在经过一些非官方人士来华访问、了解情况之后，派出了官方代表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前来中国。12月10日，这位特使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听取他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见解。
邓小平照例坐在右侧，还是抽着烟，不时地摆动着手。他的话一开始就令总统特使格外注意，“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评价之高令总统特使受宠若惊，因为五个月前这位老人可没有这般评价。
那是7月2日，邓小平会见总统特使。谈话坦率，但气氛却比这次要紧张得多。
邓小平的分析一针见血：“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原因何在？他既不拐弯抹角，也不含糊其词。特使听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空旷的会见大厅里，只有邓小平的响亮声音回荡。
作为美国方面代表，总统特使自然要小心翼翼地粉饰着本国政府的错误作法。但是邓小平仍旧是义正词严，毫不给对方留有文过饰非的余地。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他看着对方有些尴尬的表情，提高了嗓音：“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总统特使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政治宣言，其措词之严厉，态度之坦率，在对外交谈中都是不多见的。
总统特使此时意识到，五个月后的这次会谈，实际上是那次会谈的继续，还是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6）
不过，外交经验丰富的邓小平，此次是以普通的话题切入，他满面轻松，十分诚恳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
总统特使听得出来，邓小平是从历史和现实角度，从战略高度来着眼发展中美关系的，论断精当，合情入理，不能不使人为之动容。总统特使听到了这样的话：“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
邓小平目光一一掠过总统特使及其随行人员，用协商的口吻向对方说：“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听者从话语中感受到了这位世纪伟人的宽阔胸怀。
听了邓小平的上述谈话，总统特使对邓小平更加钦佩，更使他没料到的是这样几句话：“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听到这话，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
在封锁、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中，美国卷入得比较深。于是，邓小平利用各种时机，会见各党、各派来华代表，坦诚相见，晓之以理。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在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仅会见其他国家的首脑、代表团就达20多个。1990年，美国总统宣布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0年7月3日上午，天空晴朗，初夏的热风习习，坐落在北京城北面刚刚为亚运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一辆辆小车从大门鱼贯而入，停稳后这批客人从车上下来向体育中心走过来。原来，这是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陪同下，前来视察体育中心的场馆。邓小平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询问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此情此景，使人们想起了往事……。
——对北京举办1990年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从决策申办到筹办过程，都倾注了邓小平的心血。1989年4月2日，邓小平还没有退休，他和其他人就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亚运村工地，参加义务植树日活动。植完树，邓小平放下铁锹，径直来到亚运工程地图前问：“我们现在什么位置。”工程负责人告诉说：“在亚运村中心花园绿地，以后这里有亭子，有溪水，是中国式自然山水园林区。”工程负责人停了一下，指了一下邓小平植树的地方又说：“您今天种的那棵树旁边，今后要修个大草坪，要建个升旗广场，亚洲参赛各队的旗帜要从这里升起。”
邓小平又问：“建设比汉城怎么样？”工程负责人回答：“在绿化上会比他们好。”接着他又手指画图向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介绍情况。邓小平又插话问：“那么多楼今后怎么办？”有人马上解释：“公寓楼今后要出租，也要卖出去一部分。”
——1990年4月，北京正是春光一片。十分关心亚运会这一体育盛会的邓小平和家人来到中南海内。人们发现，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印有国旗和奥运会五环标志的帽子。拄着拐棍漫步时戴着，坐下来和家人合影时还戴着。此后，这顶帽子他戴了好久。
——5月10日，###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亚运会组委会关于亚运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
此刻，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着，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组成一座洁白宏伟的体育城。体育中心占地66公顷，总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仅田径场就可容纳2万名观众。邓小平满意地边看着，边笑着，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还高瞻远瞩地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切地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其实，早在70年代，邓小平就表示过中国应该申办奥运会。亚运会申办下来以后，鉴于亚运村正在筹建过程中，有些同志对是否申办奥运会还有疑虑。由于邓小平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后来，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虽然这是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重重阻挠，但申办奥运会这项工作对我国改革开放大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年的10月1日，邓小平对当时国家体委负责人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随后又告诫：“什么许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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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方式要简化（7）
视察即将结束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周围的一些同志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他又指着周围的高大建筑物说：“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资本主义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事，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说到这里，邓小平若有所思，想起了30多年前的往事。他带着兴奋的语音说：“1959年，我们能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搞十大建筑，没有社会主义，行吗？”看着周围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邓小平继续饶有兴致地讲下去：“人民大会堂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那一年搞了十个，最大的是人民大会堂。”
视察结束后，邓小平一行还来到京广大厦第40层楼，从远处观看为亚运会兴建和改建的体育场馆。他高兴地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
亚运会前夕，组委会曾讨论了好几个方案，请邓小平出席开幕式和观看比赛。而邓小平却一直未能公开露面。据他的儿子说，他是怕出来打搅大家，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他十分关心这一体育盛会，在家里天天通过电视看体育比赛，兴致非常高。
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字，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名义向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捐款。
一封感人至深的小学生来信激起了多少人心中的波澜：“亲爱的邓爷爷，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得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
“邓爷爷，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在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很近很近。”
这是曾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受到资助得以重返校园的小学六年级女学生周标亮，代表全校受到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后来，邓小平看到了小学生们用稚嫩语言写的信，非常高兴。
“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广西开办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学生，得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用粉笔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的一行令人激动的文字。
说起邓小平与“希望工程”，还得从1989年开始。这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向社会宣布救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就读，此项工程即为后来牵动亿万人心的“希望工程”。1990年9月5日，邓小平欣然挥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1992年6月10日这一天，一辆小车悄悄驶进了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停在甲1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办公室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两位严肃寡言的军人，直接走进了办公室。只见他俩拿出3000元钱，说是受一位老人委托，向希望工程捐这些钱。把钱放下，两人转身就要走，不想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同志，捐款有个登记手续，请填写一下登记表。”
两个人面面相觑，接过登记本，填写了登记表的主要栏目，却不肯在捐款人的栏目中填写姓名。当工作人员坚持要两人一定要填写姓名时，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只好说：“捐款的老人不愿意透露姓名，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4个月后，还是这两位军人，仍以同样方式，再次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仍旧不肯留下捐款人姓名。为了弄清捐款人姓名，基金会工作人员经多方查询，终于弄清楚前来捐款的两位军人是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而两次捐款共计5000元的“老共产党员”正是退休后的邓小平！
1994年4月，邓小平的女儿来到青少年基金会，向“希望工程”捐款万元，用以救助50名沂蒙山区的失学儿童。可以说，邓小平对“希望工程”的支持是一股巨大动力。这项工程实施几年来，已接受捐款近10亿元，救助失学儿童150多万人，援建希望小学3600余所。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多少心血呀！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8）
对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就学问题，邓小平一直牵挂在心，对沿海地区孩子们的学习他也十分关注。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曾来到上海郊区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视察。当他看到在乡村中都市化的林荫大道，整齐漂亮的农村别墅式新村，设施齐全的幼儿园、小学校时，他笑了，显得十分高兴。也是这次在上�